今后，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将不被采纳。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员透露，最高检将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出台《死刑案件审查、运用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规范性文件将首次规范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运用标准，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将被否定

“佘祥林案”和“聂树斌案”是刑讯逼供制造的标准冤案。这两起案件在侦讯过程中，都有刑讯逼供情节。不同的是，佘祥林因为“被杀”的妻子返家而幸免一死；聂树斌却是在被“正法”后，真凶才落网，冤死的生命在一抔黄土里的叹息，令刑讯逼供的丑陋，显现无遗。

现在，“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将被否定”首次明文写进规定，这是件好事。虽然这只不过是体现司法正义的应有之义，属于常识。基于当前法治基础和环境，这种对常识的体认，仍属一种进步。梳理一下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或许对终结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从侦讯环节的流程来看，出现刑讯逼供，是由于部分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严重依赖口供。因为，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刑事证据中，口供的取证成本相对而言最低。加上“限时破案”和“办成铁案”这类非理性限制的压力，和司法系统内部实行的与破案率、起诉率和结案率等硬性指标直接挂钩的办案人员奖惩制度等因素，使得重口供甚至不惜刑讯，曾几乎成为侦讯环节司法人员办案的潜规则。

当然，刑讯逼供并不只是由这些外因造成的。比如，近日在审理云南“躲猫猫”案时，针对检方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指控，被控狱警并不回避指控，还强调说，只有打骂，才能有效制服这些“坏人”。在他的“凛然正气”里，不难看出，他认为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是“坏人”，甚至是“坏人里的坏人”。从一系列看守所里的非正常死亡案件，或许就可总结出，“有罪推定”这种惯性的“伪法治”暴戾思维，在为数不少自认为心怀正义感的司法人员心中，还有不小的认同感。同样，在刑讯逼供者心里，“零口供”和“无罪推定”这些法治思维，也从来没有到达其内心。

“一次错误的判决甚于十次犯罪。”侦讯环节的刑讯逼供，实质上就是一次错误判决的前移。这种危害，可以说是从根底上对法治进行伤害，任何法治社会，都不会允许刑讯逼供这种恶行存在。

遗憾的是，虽然规定了“刑讯逼供所得证据会被否定”，冤错案件数量的减少却不一定成为必然。首先，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存在:很难想象，侦讯人员会主动承认其收集口供的过程有刑讯逼供行为，而有举证之责的被刑讯逼供者，又几乎无法提供证据，除非是特别恶劣的致伤致残甚至被伤害致死。这样一来，刑讯逼供者往往根本无须自证“清白”！“如果发现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检察机关要立案侦查、追究责任”，也就近似于一句空话。事实上，刑讯逼供行为，往往是由“真凶再现”和“被害人复活”的冤错案，以及“躲猫猫”这类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牵引而出的。这类事件极强的偶然性，更说明制度性的预先介入式监控，很是苍白无力。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联系刑讯逼供的内外成因，如果不理性地施加办案压力；不科学地构建司法人员奖惩升迁制度；不提升司法人员的法治理念；不给侦讯过程最大可能程度的透明性监控；不加大对刑讯逼供者的惩戒力度，刑讯逼供所取得证据不被采纳以图促进司法公正的理念，就很容易蹈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