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隧道

两位教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报告，他们认为，“猪流感”疫苗决策者的最大失误，在过于担心“万一”的后果，而没有确切评估“万一成真”的可能性。

事过境迁，人人都是诸葛亮。不过，事在人为，事后诸葛亮还是有机会表演教人惊艳的本事，甚至垂范后世。1976年猪流感疫苗事件就是个例子。它不但是美国公共卫生学的重要教材，还是对决策过程有兴趣的人都必须研究的案例。

1976年1月6日，18岁的戴维在美国纽泽西州迪克斯堡接受新兵训练，2月4日出现明显的流感症状卧床休息。傍晚，他在军训时中途倒下，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当时，迪克斯堡负责医务的上校医官正在为新兵的流感问题操心，因为已经有300多个新兵病倒了。他将19份喉咙检体送交纽泽西州卫生部请求化验，检验不出名堂的，就送交联邦疾病管制中心(CDC)。2月12日，CDC在4份检体中发现“猪流感”病毒抗原，戴维的正在其中。

防疫官员极为紧张:第一，那时学界相信1918年大流感是“猪流感”。1918年大流感与一般流感不同，青壮年遭劫的比例极高。当年美国至少有50万人丧生，以人口比例来说，1976年要是发生同样规模的疫情，死亡人数将达到100万。第二，同一营区中出现了4个病例，表示那是人对人的传染。CDC专家立即担心，戴维的命运只是大流感来袭的警告。正巧，2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投书，执笔人是流感病毒专家基尔波恩。他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起，每隔11年就会发生一场世界性的大流感疫情，最近一次发生在1968年，因此下一次就是1979年。他呼吁当局预做准备。

2月19日，CDC主管山瑟宣布迪克斯堡发生了“猪流感”疫情，他小心措词，没提1918年大流感。但记者不放过他，直接追问迪克斯堡“猪流感”与1918年大流感的关系。当晚，两个全国电视网报道了这个消息，都提到1918年大流感。3月10日，CDC的疫苗咨询委员会(ACIP)集会，山瑟担任主席，基尔波恩医师也参加了。开会那天，出席ACIP的人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迪克斯堡内，有一名年轻人死了，喉咙检体中有“猪流感”病毒；有13名“猪流感”病人；还有500名体内已有“猪流感”抗体的新兵；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猪流感”病毒。他们该做什么决定？

基尔波恩认为必须立即采取积极行动，就是订购对抗“猪流感”病毒的疫苗。即使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也为只有少量明确信息而沮丧。CDC是预防医学机构，谁能以科学论证戴维感染的“猪流感”不会暂时潜伏，秋天再暴发？万一这种“猪流感”像1918年大流感怎么办？只要有这个可能，就得采取行动，不然，CDC是干什么的？要是CDC发出假警报，无异砸自己招牌。可万一大流感真的来袭，事前CDC毫无警觉，结果不是CDC的招牌扛得下的。

山瑟会后呈给上级的政策备忘录，建议针对“万一”的情况采取行动，全民预防注射。1976年10月1日，美国公卫单位开始为全民注射猪流感疫苗。直到疫苗开打，CDC掌握的事实仍然不出3月初所知的范围。国会还通过法案，由联邦政府承担疫苗风险。然而，一直没有现身的，反而是“猪流感”，世界各地都没有。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位医师报告疫苗会引起一种叫做“居杨－巴贺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的怪病，美国每年有四五千人得这种病。消息传出后，病例越来越多，直到CDC承认疫苗脱不了干系。12月16日下午，公卫局(PHS)宣布暂停注射疫苗。21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署名评论，以“惨败”(fiasco)为整个事件定调。

1977年2月7日，卡特政府健康教育部(HEW)部长卡里发诺开除了山瑟，但他随后又做了一件只有政治家才会做的事。他邀请两位哈佛大学教授调查“猪流感”疫苗计划始末，写一份报告，为他“上一课”。两位教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报告，他们认为，“猪流感”疫苗决策者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担心“万一”的后果，而没有确切评估“万一成真”的可能性。卡里发诺读后公开承认:当年要是他负责决策，也会犯同样的错。他还将这份报告以政府出版品的形式出版。1981年，这份报告经增订由民间出版，两位作者为这一版写的序，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中央政府的官员与顾问中，没有人是坏蛋。我们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同样的决定，包括我们在内。但是，我们希望不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