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来“观赏”一下这个俱乐部的规章制度:

“为促使双方认真考虑个人行为，尊重个人隐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及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本俱乐部特制定以下公约，希望双方加以遵守。

郑重声明:本俱乐部强烈谴责违反规则的行为。

1、充分尊重个人隐私，双方中若有一方对透露地址、电话等个人资料持有异议，则不得窥探打听。

2、充分尊重女方意愿，未经女方同意，不得进行违背女方意愿之行为，更不能采取非法手段达成目的，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请深思熟虑。

3、双方应本着坦诚的态度进行交流，对个人的兴趣、爱好、癖好建议事先进行充分的沟通。以免双方产生不快。

4、对于双方的身体状况，如:是否有传染性疾病等不适宜的疾病。请自觉加以证实及表明，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请深思熟虑。

5、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均不得使用伤害对方或使对方不适的手段，尤其男性请发扬绅士风度，充分爱护、尊重女士。

6、双方请证实具有法律效力的，真实的合法夫妻身份。

7、若双方育有子女，请约束自己的行为，严禁产生影响下一代的行为。

8、交流结束后，如一方没有继续交往的意愿，另一方不得纠缠。不得破坏对方家庭。

9、严禁任何一方产生金钱交易。

10不得在公众场所或有熟人知晓身份的场所作出与对方亲昵的行为。

当性成为一种“内驱力”

当一些都市中产男女的“婚姻道德感”集体陷入“无可奈何的沦落”后，他们开始在社会规则中寻找夹缝。这些人白天是公务员、企业白领、国企中层干部，晚上则热衷于一种叫做“交换温柔”的新型伦理。在这个时候，性——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急于突破传统道德的“内驱力”。

有很多社会组织方式的演变都是从婚姻开始的，美国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要性，不要战争”催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中国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在传统的礼教桎梏之下的婚恋观；毛泽东在根据地建立起他的红色政权时首先提倡的是土地运动和婚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

性得以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因为它自身的内驱力使然。

“花花公子”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它在2004年岁末试图借助它的“性名声”登陆上海建立它在中国大陆的首家俱乐部但未获成功；另一本家叫做《男人装》的中产阶级男性专有杂志却让中国的美女明星们涂上了牛奶，向男人们展示她们的曼妙身姿；当知名避孕套品牌杜蕾丝的全球性调查说每一个中国人平均拥有高达19.3人的性伴侣时，大多数处在性饥渴状态下的大学男生们却没有感受到这种幸福，他们被校方禁止在校外租房，其理由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方便管理；舞蹈演员汤加丽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轻解罗裳，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一举动带来的革命性意义而仅仅停留于争论:裸露的尺度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底线？

这一代中国人的性意识仍然停留在解放和禁锢之间的混沌状态。

那么，正在中国一些都市白领中悄悄蔓延的“夫妻俱乐部”真的能够成为打破传统道德桎梏的代表吗？在恩格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私有制的出现、以及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毫无疑问都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在人类社会的产生紧密相联。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之所以的产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

作为社会中产阶级的换妻者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可能导致财产麻烦后果的“出轨把戏”呢？

他们试图突破性的桎梏却只能以改善夫妻生活的名义；他们力图打破限制他们肉体快乐的一夫一妻制却祭出了“家庭忠诚”的大旗；他们要挽救走向末路的婚姻却采取了性游戏的方式。

人们通常认为，花开的时节，成群的雌蝶和雄蝶在花丛中追逐交配的场面可以被赋予“性解放”的社会学意义——但是，只有动物学家们才了解，在通常情况下，蝴蝶一生只交配一次，极少雌蝶有二次交配的现象。

“好的感情是可以经历很多的风雨的。”心理学硕士胡应希在很多时候静下来的仔细想想的时候会这样说。显然，他所说的风雨也指一场前所未有的“冰风暴”。而在电影《断臂山》里，当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理智和情感”的危机之后，李安让班一家人重新找回了家庭生活往日的温馨。

但愿，胡应希们只是一群暂时离群的亚当和夏娃，而他们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道德沦落——那么在沦落之后呢？他们会不会重新走向爱情与家庭的全面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