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总头子

秘密警察，在东德叫“国安”警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保护”，自然表示有个假想的敌人，“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国安”警察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对领导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民要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记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

柏林围墙垮了，昔日权贵一个一个被软禁收押。人民涌进“国安”局的大厦，想把那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来。

莱比锡的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

“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羞耻。”

电视新闻主播

多少年来，她是真理。

在荧光屏上，她以严肃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软弱的声音，以最稳重而笃定的态度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观众。她当然不只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教导人们如何去理解、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发生的事情。

她的声音和形象充满权威，她的话不容置疑。

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

银行总裁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

‘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

“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