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

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

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