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提名人黄世铭在“立院”说，他赞成废除死刑，但已判刑确定者，基于“依法行政”应该执行。次日，“法务部长”王清峰立即亲自撰文回应，坚持死刑应“暂停执行”，并说即使丢官亦在所不辞。

王清峰曾是人权律师，她推动废除死刑的努力令人敬佩；但如今身为“法务部长”，若仍只是“主张”反对死刑并“坚持”不执行，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有违法之虞。王清峰若反对死刑，她应该做的，是以积极的态度推动废除死刑的“立法”工作，并让民众相信社会安全秩序不会因废死刑而打折，才是根本之道。毕竟，这是法制的问题，而不只是个人信念的问题。

台湾最近四年均未曾执行死刑。从陈定南任内起，经施茂林、到王清峰，皆以“不执行”的手法处理死刑犯问题；严格来说，这都是避重就轻的作法。律法既有死刑条文，司法官又已依法审理判决定谳，却在“法务部长”一关受阻无法执行，这是枉法的行为，也是行政的怠忽。基于对生命的珍惜，“法务部长”不执行死刑，悲悯之心当然可以理解；但从维护法治的立场计议，如何逐步在法制上构筑落实废除死刑的阶梯，恐怕要比依恃个人信仰或行政操作来得合理。

推动废除死刑，绝非简单的工作，这在全球皆然。尽管世界过半国家都已废除死刑，但民主如美国，目前仅十几州通过废除死刑，多数州仍存在死刑；如日本，曾一度停止执行死刑，其后又恢复执行，去年一月即一举处决四名人犯。其主要原因，都是社会现实和人权理想之间仍然存有相当距离。以日本为例，上月公布的民调，有高达八成五的民众支持死刑；这显示一般庶民对于重大残暴犯罪行为的恐惧，认为无死刑可能引发犯罪者的侥幸心理而增添凶残暴行，且失社会公道。

回看台湾的情况，虽然国、民两党主政者都支持废除死刑，也均透过法务部门要求法官减少死刑的判决；但去年台湾仍有十二人因为罪行凶残，遭判处极刑确定，这也使得台湾目前未执行的死刑犯增加到四十四人。亦即，在明知当局政策不乐见死刑的情况下，仍有十多名法官艰难地写下死亡判决。这或许是凶手实在罪无可赦，法官欲免其一死亦“于法无据”；但法制上仍存在死刑，则是使法官们无以回避而判处极刑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王清峰身为“法务部长”必须面对的挑战。

严肃而论，消极地以“不执行”来规避死刑，其实是一种枉法的态度。法务首长若以钻法制缝隙的手段来博取“尊重生命”的美名，更可能徒增民众的疑惑。王清峰和黄世铭都是心怀悲悯的法务工作者，自无庸置疑；但如何衡平持守法治与仁慈，以确保正义得获彰显，不仅是两人无可回避的责任，也是整个当局体系必须共同思考的问题。

要解开这个纠结，当局可为应为者有二:一是由“法务部”主动提出废除死刑的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促使朝野“立委”对此一问题严肃辩论，同时借机向民众进行宣导，并测试社会温度。即使最后不获社会认同，法案未能过关，王清峰也才有资格说自己努力过了。第二，若上述法案无法通过，则应退而求其次推动“死刑暂缓执行条例”，使目前光凭“部长”一人说了算的“不执行”作法，取得法律依据。

成为一个“无死刑”的地区，或许是台湾应有的追求。但如何在现有社会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主事者除了需要时间来建立社会共识，更应积极努力朝法制化迈进；而不宜听任法院的判决被变相否决，毕竟“法务部长”不是超越三级三审的第四审。至于“废死”法案将在“国会”遭到什么命运，这就不是“法务部长”需要瞻前顾后的事了，因为那考验的是朝野“立委”的智慧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