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性交易议题，向来就是检测世界各主政者的诚实与魄力的政治标尺之一。多少年来，台湾执着于“罚娼不罚嫖”的政策，让地下化的性交易始终脱离不了污名与剥削，却又在可见的或不愿看见的角落，春城无处不飞花。

终于，由于两名宜兰地院法官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大法官声请“释宪”，接着大法官宣告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罚娼不罚嫖”为“违宪”，并将于两年内失效。此举让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

“行政院前院长”刘兆玄去年六月就宣示性工作政策将朝向除罪化、除罚化；但是，历经半年，“内政部”请“学者专家”研拟方案，日前却端出“性工作须取得配偶同意书”的对策。大法官逼着官员学开明，不料却弄出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子来。

激起诸多争议之后，“内政部长”江宜桦说，这只是学者的建议而已；若待政策出炉，还要再研究半年。前半年、后半年，半年半年拖个没完。遇上性工作的争议，拖延似是当局的唯一对策。

值得玩味的是，原本因为妓权议题而分裂的妇女团体，如今却不论“妓权派”或“反娼派”，皆同声一气地反对“同意书”。一项政策，在道德光谱上从左到右，全都唱衰，也算是当局促成妇运大团结了。

关于如何面对性交易问题，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方法上经历许多周折变化。这一波的变化，可从十三年前（一九九七）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时执意废台北公娼时说起，使性工作权利的辩论首度在台湾浮上台面。“从娼究竟是不是一项工作”的社会争议、“性工作合法化”的前卫倡议，撕裂了姊妹情谊，使台湾妇女运动元气大伤。当年救雏妓起家的妇女团体，另成立“推动缩减性产业联盟”，强烈要求“罚嫖不罚娼”，坚持“不罚嫖客，就不修法”，而与妓权派的“娼嫖都不罚”主张对峙。

但妇女界的不同声音反成当局不作为的借口。“社会缺乏共识”至今仍是当局拖延不作为的挡箭牌，代价却是由底层的街头娼妓承受。依“警政署”统计，不时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三十岁以上的底层娼妓；年轻辣妹跑酒店的从业者，大多有白道撑腰，要担心的倒是狗仔镜头，不时逡巡招待所、三温暖等高档色情业而泄漏政商寻春的线索。

前公娼官秀琴投海悲剧虽促成不同阵营的对话，但政策步伐仍难迈开，甚至在李逸洋主“内政部”时，一度还曾退回戒严时代的道德标准，主张娼嫖都罚。

回顾十三年来，在台湾渐渐辟出性工作辩论的对话空间，但也看见当局部门面对敏感议题时的左支右绌。幸而在大法官“释宪”文的压力下，性工作管理已到最终决策时间点，两年之限，马当局已避无可避。

一个有力证明是，江宜桦在“研考会”任内依马英九的“审议式民主”主张，针对性工作举行公民会议，包含家庭主妇与性工作者的十八位公民代表历经激烈的争吵、对话，得出令人惊喜的结论是:“现行政策不但无法减少性交易，还会造成性工作从业者污名化，并导致执法滥权、侵害性工作者人权。”可见，不但大法官如此看，一般社会常识亦作如是观。

十三年来的变化，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连“娼妓”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其实，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不少，例如，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楼一凤”对社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接踵而来的问题，在在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期待“内政部”别再以“尽量不修法”的便宜行事心态自我设限，应大刀阔斧，全盘检视相关刑法、民法、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及相关法令，在性交易管理政策上端出务实的处理方法，使人权与社会秩序可以取得兼筹并顾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