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广网8月1日讯（作者 陈星）在选举决定一切的台湾社会，选票作为外化的民意符号对政党的发展具有最后的决定性影响。哪些政党能够贴近民意，比较直接地、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需求，其政治发展前景才能得到保障。

2000年以前，民进党对台湾的民意变化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民进党在长期的选举过程中形成了对民意的有效反馈机制，根据民意的变化确定自己的选举主轴和政策论述。例如，90年代，民进党在经历了“国代”选举失败和1996年彭明敏、谢长廷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是因为主打“台独”议题遭到惨败之后，民进党内展开了对大陆政策的大讨论，并引发了民进党的“台独”转型，使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向比较务实的方向发展。

同时，民进党也通过制度安排的形式，将民意支持度高的候选人选拔出来投入竞选。从民进党党内提名制度的变化基本上可以看到其对民意变化的重视程度。民进党内初选中，民调所占比重一直稳步提升。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民进党比较好地处理了内部的权力之争，同时也保持了对民意变化比较高的敏感度，保证了民进党政治版图的稳步扩张。

2000年取得执政权后，民进党与台湾民意之间的反馈机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进党力图引导民意。通过“去中国化”和炒作两岸关系的方式，民进党不断将其“台独”理念灌输给民众。陈水扁曾说，要通过各种渠道，将“台湾人”认同大幅提高，似乎这样就可以为带有“本省人”标签的民进党取得比较稳定的多数支持。

二是推动民粹，将民进党版本的“台湾主体意识”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并以此压迫其它的论述。在民进党的操作下，“中国认同”在岛内遭到了日益严重的压缩。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只要是与民进党意志不一致的论述，均遭到了攻击。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甚至在民进党内，与“台独”基本教义派有不同的声音，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经过长期的营造，民进党营造了以“台湾主体意识”为中心的话语霸权。这种鸭霸的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感，但是民进党却浑然不觉。

三是漠视民意，将党内政治斗争凌驾于民意诉求这上。民进党上台以前，党内的派系共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单个政治人物超越民意而行动，从而保持了在民意反馈机制上的平衡。但是上台以后，由于扁的势力独大，派系之间的制衡已经越来越弱。影响所及，党内不断出现以民意为手段进行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的个案。其中最为荒唐的就是在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时搞出的“排蓝民调”，根本排斥了对中间选民的争取，并使民进党与民意的疏离制度化，对民进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在民进党内部，自2005年以来对选举的判断屡屡出现重大失误，反映出民进党高层与民意的发展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而民进党对声势浩大的红衫军的反映，更典型地反映了对民意掩耳盗铃，甚至对抗民意的心态。

民进党2008年大选失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如何与民意加强联结的问题上进行比较系统的检讨。民进党在败选后进行的选举提名制度改革，采用征召制的方式选拔候选人，尽管这个制度安排声称会“考虑民意”，但是与上台前相比，对民意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从实质上讲，这个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平衡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已。

民进党与民意之间的反馈机制虽然对民进党的选举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相比较而言，却更多地具有技术性特征，与其它根本性问题相比，在民进党转型问题中是具有从属性质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但是前提是民进党内对此有共识。现在民进党的问题正是在于，党内目前现在还是沉迷于民粹动员和族群对立的思维，根本无法在强化民意反馈机制上达成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进党与民意之间的反馈机制的调整进程还有赖于民进党政治思维的调整。（本文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