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缺口巨大，我们交的钱都哪儿去了？

老龄化人口激增，带来的首要结果就是领取养老金的人口越来越多。然而，养老金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按照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尽管中银团队负责人随后出面澄清18.3万亿元的缺口，并非指现金流，而是按照资产负债的算法计算存量债务，但将这些数字联系在一起，但仍就引起了民众的质疑。

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现收现付是很多国家养老金管理中共同的选择。现收现付也就是把年轻人交纳的养老保险交给领取社保的老人，这些年轻人老了以后又由下一代人来养，它比较好听的名字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契约”，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讥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不过，一旦经济下行，现收现付仍然满足不了支出，养老金的缺口就会不断增大。中国正处在老龄化过程中，以后适龄劳动者越来越少，退休者越来越多，养老保险的支出还将越来越大，收入也将越来越少。

推迟退休就圆得上这“庞氏骗局”吗？

现代社会所实行的“积累式养老金基金”制度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让人们以为自己的养老金真的是来自自己在劳动期间缴纳的养老金基金，是自己在养活自己。实际上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不是事实。个人和企业合起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不到工资的30%，大学本科毕业六十岁退休的话，缴纳的期限也就只有38年，一个人所缴纳的费用也就只能负担十年左右的生活，这还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当然养老金基金会被用来投资以求增值，但是投资是有失败风险的，谁也无法保证肯定会增值，所以依靠自己所缴纳的养老基金来养老是不现实的，不够的部分就只能依靠其他社会成员所缴纳的养老基金来补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社会化养老”就是一种庞氏游戏，但如果运作的好，社会成员的年龄构成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这个庞氏游戏也不一定就肯定破产。

面对巨大的养老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延迟退休”。尽管专家们一再强调“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衰减”，但民众更倾向于把延迟退休和缓解养老金缺口联系起来。面对巨额养老金缺口，既不能提高参保人员的缴费标准，又不能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相关部门很自然想到了延迟退休。

按照“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200亿元相对于18.3万亿的敞口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难怪有人质疑，“养老金”制度是最大的庞氏骗局。

“一国两制”：不参加养老保险的公务员退休后反而拿的更多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这种不公平成为目前人们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

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市职工的社会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若按上述缴费15年计算，每月的养老金只有934.4元。即使按30年的缴费计算，每月养老金也仅有1794元。而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平均每月退休金为4000元~5000元，达到个人退休前工资水平的80%。

实际上，普通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30%左右，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不参加养老保险，由财政单独保障，其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算上各种名目的补贴，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以达到90%以上。这就是养老双轨制。

杨燕绥的退休论忽视了找不到工作的老年人

杨燕绥教授退休论所引起的风波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的现代中国版，当“男性60岁退休，女性50或55岁退休，以后领取退休工资享受第二人生”这件“皇帝的新装”被剥下来了之后，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社会已经无法承受现行的年金制度”这个严峻的现实，而只管去咒骂那说出了实话的杨教授，但问题是杨教授说的事实，怎么样咒骂杨教授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当然杨教授的有关“养花洗衣服”之类的比喻是有点不太合适，但那只是杨教授的表达能力的问题，她说出了一个事实——夕阳事业，也就是说养老事业将来还可能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产业呢。但真到了那个时候，有那么多老年人都能找到园丁或者护理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的老人们还付得出请园丁或者护理的工资吗？

即使老年人领到退休金，现在的养老机构也是一床难求

从目前来看，在养老公共服务方面，中国也依然是步履维艰。根据2009年的统计，北京市有226多万老人，其中有9万多人有进养老机构的意愿。但是，北京市在2008年的时候只有3万多张床位，与社会需求的9万张床位有巨大的差距。

不仅是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养老机构都是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有38060个，床位只有266.2万张。而根据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给出的数据，到2010年年底，养老机构的总床位数是266万张，平均每100位老人占有1.5张的床位。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如果真的将社会化养老作为一条主要的路径，那么在排除经济、情感等各方面因素之后，现有的社会化养老机构的规模也远远达不到社会老年人的需求。“一床难求”将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化养老的关键词。

以房养老，70年的产权下梦想照不进现实

在种种现实困难下，可能是很多老年人一辈子攒下的资产——房子，就成为另一样被盘算的东西，“以房养老”也就适时推出了。“以房养老”本质上是一种“倒按揭”，但是在中国特有的“70年产权”制度下，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老年人都缺少“以房养老”的动力。

虽然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已经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并不意味着“无偿”。如果70年产权到期后，抵押房屋要有偿续期，那么续期费用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风险。这种不可能在短期内扫清的障碍，使得中国大多数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不会对“以房养老”太感兴趣。

对于中国的老年人来说，一辈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半投在了房产上，“以房养老”虽然能够为他们提供养老贷款，但是房产最终将被金融机构收回而不能留给子女，同时还要在养老院颐养天年，不能享受儿孙满堂、子女绕膝的快乐，这令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甚至有人提出，“与其为了花养老贷款而让银行拿走自己的房子，倒不如干脆趁早卖掉房子，花自己的钱。”

养老靠社保，很可能不如靠自己

在观念上，相信“养老是国家的事”似乎也和计划经济养成的思维习惯有关，其实国家从来不是公民养老的主要保障，也不可能成为其主要保障。“国家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老人不是靠自己家庭的投资和积蓄，而是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来维持晚年生活。

大多数西方国家养老金缴纳比例和领取金额都并不大，美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也仅仅是一个月三四百美元，约占美国人平均工资的1/10，即使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养老金在老人月支出中也很少能占到30%。然而，由于退休者往往都有一大笔积蓄，他们甚至相对在职工作者更加富有，在老龄化社会，这些私人养老金的投资和消费带给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简单地说，养老保险必须让投保者拿的比付出的多，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政府并不愿意用公共财政为此埋单，而希望社保资金自己可以钱生钱，这也并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政府又不愿意让投保人自己选择最高效的资金管理者，而只允许把这些钱交给自己设立的管理部门，最后的结果就是，由于管理不善，劳动者不得不交纳更多的保费，或者退休年龄一再推迟。

国家不该是养老保障的主体，应给公民更多选择权

更值得借鉴的是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情况和今天的中国类似，实际上已经是“现收现付”模式，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1980年底，智利政府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养老基金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率越高、服务越好，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养老保险账户交给该公司管理，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运营的养老保险金越多，获得的管理费也就越多。智利自1981年实施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在智利，甚至保险人死亡之后的养老账户结余也并不“归公”，其配偶和子女有权继续领取直到领完为止。

政府应当更专注人口和养老政策

这三十年来实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破坏了中国社会成员的合理年龄结构，使得中国社会急速老龄化，中国成为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当初倡导的口号是“一对夫妇一个孩”，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劳动人口除了要负担自己未成年的子女之外，还要负担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双亲，很可能还有双亲的双亲，早些年在六位大人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小皇帝”们现在面临着为六位老人养老送终的艰巨任务。

在日本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政府就开始进行各种政策研究，日本早在1963年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生活的《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随着老龄化的日益严重，2000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看护保险制度”。

同样，对于处于老龄化的中国来说，政府对于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养老政策的制订才应该是主要的方向，而不是盘算着怎样算计老年人的那点退休金和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