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然而，比起当时革旧求新的一代，当今的新世代看来是每况愈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批判孔子，而今天大多数人谈论的只有自己想当然中的孔子。

文章摘编如下:

孔子是什么？伟达先生在《孔子是什么？》一文中提出如此的一个重要问题(见4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我的答案是:孔子是一个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的历史人物。

伟达先生说:“现代人认识孔子不妨采取分析的态度，从三个层面加以入手:哲学孔子、政治孔子、心灵孔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孔子及其学说的特色、影响和局限。”

要了解事实真相自然需要分析，而分析的方法尽可以多元。然而，分析必须言必有据，否则所谓分析，很容易便流为信口雌黄，不但无助于公众认识客观事实，反而会混淆视听，弄巧反拙。

要从“哲学”、“政治”、“心灵”三方面来认识孔子未尝不可，而且从方法上来说，也有一定的见地；问题是，光有食谱，没有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伟达先生的大文除了断章取义以外，论断毫无文献证据，语意不清而推理又不合逻辑，他对孔子的看法自然难免读者的质疑了。从撰作而言，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报刊文章符合学术论文的标准，但说话要有证据，恐怕是任何负责任的言论都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

伟达说，“由于孔子教育人的目的过于‘社会化’，同时促成了‘学而优则仕’那样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误区。”不知何谓“过于社会化”？过与不过，如何判别？也不知孔子有些什么言论，足以证明他提倡的教育会让学生“过于社会化”？“学而优则仕”到底是什么意思？此语在《论语》原文中紧接“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两句话先后有序，大有深意。而话中的“优”字，一般人都望文生义，误解为“优异”的意思，伟达先生恐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学而优则仕”就是“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误区”？用今天的话讲，大学生当公务员从政就是“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吗？

伟达又说:“孔子相信‘上智下愚’，即掌权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所以必须令其守规矩。由此，也就有了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点。后代儒学又依此发展出‘刑不上大夫’等原则。”他以法官的口吻，一口气宣判了孔子好几条严重的罪状。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原意指人的聪明不等，有“上智”与“下愚”之别，这两类禀赋特殊的人在学习上有难以改变的情况。孔子言外之意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凭借教育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可惜孔子对学生这番切合人情又充满教育热忱的勉励，在伟达先生的想象中变成了愚民的政治哲学。“掌权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这样不可思议的说法，显然不过是伟达先生对号入座，把他想当然的孔子思想强加于孔子本人的言论。

至于他误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又不知“刑不上大夫”的制度早在孔子出生以前已经实行，以及文中其他诸多类似的无根之谈，就不能在此一一细辨了。

一言蔽之，伟达先生尽管尝试从“哲学”、“政治”、“心灵”三方面来认识孔子，但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政治的孔子”。

“政治孔子”指的应该是在政治界活动的孔子，但伟达先生所见的却是“政治的孔子”。也就是说，他把孔子彻底政治化了。他说:“孔子‘从心入手’的目的毕竟不是鼓励自主选择，而更多是为培养主动地遵从。孔子不否认制度的强化力量能使社会稳定，但更主张官员和百姓的心灵认知与主流统治价值自觉接轨，即所谓‘以德治国’。”“心灵孔子”忽然变脸，人心顿成政治。

显然，不管孔子谈哲学也好，谈教育也好，谈“心灵”也好，结果都殊途同归，就是“政治的孔子”。伟达先生总结说:“孔子的政治价值观及主张明显是相当落伍的，因为他对人民的权利和力量、个体的自由解放及人的发明探索能力等，很少认知和重视”。“政治的孔子”最终“使得封建传统成为中国文化长期的‘集体无意识’。”

伟达先生的结论没有一项基于证据，没有一项经得起推敲。他的说法并不新鲜，百多年来误解孔子的人一直都如此控诉。唯一不同的是，伟达先生的言论反映的是当代许多中国人谈论传统文化时随心所欲的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伟达先生似乎颇为推许，然而，比起当时革旧求新的一代，当今的新世代看来是每况愈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批判孔子，而今天大多数人谈论的只有自己想当然中的孔子。

历史中的孔子仍然寂寞地长埋在历史里。 (劳悦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