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近些年，据有些人说，鲁迅“极端”“多疑”……他的著作似已不时兴了。风潮时尚的转变是复杂难言的。即使是这样罢，这篇小说今天读来仍然非常生动深刻，比如“革命”一章: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小说中交代，阿Q近来用度困乏，有些不平；加上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思绪也有些飘飘然起来，终于在未庄的街上喊出“造反了！造反了！”看到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阿Q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可看作是阿Q革命的纲领。此后在土谷祠畅想的报私仇、分财产、想女人等则是这纲领的具体化。

关于阿Q与革命，1926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有更明确深刻的阐述:“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鲁迅那看似悲观、命定的预言乃基于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把握，他不奢望，通过一场革命或运动，国民的精神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后来的历史验证了鲁迅的预言。据著名版画家赵延年自述，“文革”中这段话给他极大的震撼。在那个狂热混乱的年代，阿Q似的革命党有怎样的行为？仅看抢财产或约略与此相近的事罢。下面是陈白尘《牛棚日记》中的记述:

（1966年）9月19日

据闻光年被抄家时，宋元版书籍和宋瓷都有损失。而荣正一之流在抄家时，首先索取的书则是《金瓶梅》，在好多人家亦都如此。

（1966年）9月19日

晚，张会武携来玲信，并告以田汉事，他被劫走，不知吉凶。街上秩序又乱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自46号搬出后，又搬来一个所谓革命群众的组织，叫什么司令部的，强行霸占。其成员多似流氓及农村儿童。

（1966年）12月12日

闻昨夜邵荃麟家闯进十余人，说是造反派，但未绑人。事后却发现抽屉里一百余元不翼而飞。

另据前两年出版的《我的祖父马连良》叙述，“文革”中，马连良也被红卫兵抄家，过后家人清理，发现马连良的近三十套西服，裤子都不见了，仅存上衣，那个时候，上衣无法穿出故得以留存。

大潮兴起，泥沙俱下。一些人高喊革命口号，内心实则私欲膨胀。形形色色类似的，乃至比这些更惊人的事是不胜计数的。人对时间的感觉有时的确是相对的。很多时候，一想到百年、千年前，不禁感叹: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看古今人类生活的外在方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转念一想，人内心精神的变化远没有物质生活的改变那么简单，仍然是参差不齐，美丑善恶杂陈，时间的流失又仿佛与我们关系不大似的。百年、千年前的贤哲仿佛还生活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面对人类心灵上的危机。

“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伊利亚·爱伦堡之语深获吾心。一场革命或变革，总要接受人性天道的统摄，使人的精神沿着正确的方向得到提升，而不应是人内心负面因素放肆地泛滥，报私仇、抢财产、奢侈享乐……

如何使人包括阿Q们的精神丰富美化起来？没有简单、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