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11日中午，我和妻子特意到广州火车站去看春运。从南方报社附近的地铁5号线五羊邨站走，3元钱10多分钟后钻出地面，就是车站广场的中心区，很便捷，车上人也不挤。

环顾整个候车和进站的空间，基本上可以称得上井然有序。看得出来，政府有关部门为应对年年头疼的“春运”，为消除积弊，为应对试行实名售票的相关问题，为尽可能给旅客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不用说，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武警和志愿者，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具体情景就不在这里描述了，总之，老婆说，看来我以后回武汉，不一定非要坐东站的车走了！

感到与这种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的氛围不和谐的，是一个细节:钻出5号线地铁站，抬头就看到两条红底黄色大字的标语横幅:其中一条是“衷心感谢公安兄弟！”应该，应该。可是，你再看横幅落款，既不是社会组织也不是哪个慰问团体，甚至不是铁路运输公司，而是“———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而且，同样的横幅，在广场的春运指挥部房间上方还有。我的直觉是，这有点滑稽。细想，这是越秀分局挂的，他们可能是衷心感谢来支援春运的别区的警察同行呢。再细想，还是不对，维持秩序，顶风冒雨在这里昼夜轮班的，不只有警察，还有武警，他们不是公安兄弟，甚至不归地方政府辖制；还有那些戴红帽举着“往琶洲候乘点免费乘车指引”木牌的一队队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是放弃了寒假，没有薪酬的；他们都该“衷心感谢”呀。

与其像那些商业公司开业或搞庆典，挂出“庆祝”条幅，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何如“衷心感谢各位旅客自觉维护秩序，共创平安春运”呢？这些年，我们的标语口号由生硬转而人性化，同样是“祈使”的内容，强势方管理方用“谢谢合作”之类的客气语言代替命令或训诫，已经显得文雅了许多。

为什么在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出现这种公安衷心感谢公安的标语呢？我在这里面想说的，不是一条标语的得体不得体，而是一种文化积淀的得与失。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般地讲，把施恩与受恩是分开来说的，即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要求。当你作为受恩者时，不能忘恩负义，最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你作为施恩者时，你不能像放债一样希图回报，否则就是“伪善”；“鲁仲连义不帝秦”、“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凭“我”的本心本性就该这么做，若接受回报那是贬低了“我”，更不论索取感恩为他们所鄙视。不久前听一位高僧说法，他讲，在我们佛门，必须有谦卑的心态，伸手化缘固然必须谦卑，要感谢施主；就是做慈善搞施舍，也要感谢别人接受了你的施舍，给了你行善念积功德的机会。其实，不仅中国，不仅佛门，古今中外，优秀的博爱的文化都是这么看待恩惠的施与受的。

只有皇权专制文化例外，那就是要臣民永远感念皇恩浩荡，哪怕是将你赐死，也要面南磕头“谢主隆恩”(谢没有将你凌迟处死和灭九族吧)。这种皇权专制社会的感恩文化在上世纪“文革”中，被弘扬到极致，以致邓拓、翦伯赞等大文人自杀前在遗书里也不忘山呼万岁，以明自己不是“三反分子”的心迹。

说话分清角色很重要。如果当今的人用语分不清角色，说了不得体的话，首先应该还是观念不清吧，比如公安做了职分内的维持公共安全的工作，却觉得应该得到大家的特别感谢。

顺便评点一下今天看到的南都上的一则新闻。李文斌的21岁的女儿李彩虹，在花都区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去年12月26日凌晨下班返回住所途中，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三学生任伟炜驾驶的宝马汽车撞倒在地，不治身亡；事发之后，任伟炜驾车逃离现场，至今不知所终。苦苦追寻了一个多月，李文斌终于在2月10日见到了凶手任伟炜的母亲，协商赔偿。你猜这个任母怎么说？“我们也是受害者，我现在也没有见到我的儿子，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这样的话，如果是由死者的亲人说出来，对教子不良而痛心自责的任母表示安慰，那显出李父的善良和大度；现在由任母自己来说这番话，除了表现她的冷酷和极度自私自怜，让人觉得可恶，还有什么效果呢？

（作者系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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