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 《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 “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 《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 《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 “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的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 “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 “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 “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