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正在热映，孔子学院也在全世界陆续建立起来，日本和孔子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7年，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研究孔子儒家学说的日本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而在其他地区，日军侵略掠夺，犯下滔天罪行。在曲阜没有破坏孔子庙宇，这并非日军良心发现，而是在于传统上儒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所以日军面对孔子灵位才心怀敬畏之心。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两千余年，也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影响巨大。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等儒学书籍传入日本，日本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604 年，日本圣德太子依据中国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颁布《宪法十七条》，为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建立了以隋唐为模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举儒学为圣教，人们在吟诗品茶的消遣中，习惯尊孔读经，中国文化逐渐普及。从皇室成员、藩主武士，到而今政府官员、企业家乃至平民，都把中国历史、哲学作为必修内容，以寻找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智慧。

17世纪，学者山崎闇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时，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前后延续使用了约2500年，共计有孔氏子孙墓十余万座。孔林埋葬孔子长孙已至第七十六代，旁系子孙已至七十八代，从周代至今，全无间断。

1920年，孔子后裔孔德成出生于他们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时亦有军队把守，将军坐镇。在其刚满百日后，即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袭封为“衍圣公”。孔子家族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第46代起，由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爵位。自此孔氏族人，无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1937年，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曲阜将要陷入日军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人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当然在战时，衢州被日军战领，孔庙内大批祭器及南宋以来所藏文物被动掠一空。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转移到深山里，得以保存。

17世纪，伊藤仁斋推崇东方的圣经《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明治以后，日本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论语》，提出“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和“东洋盟主”等理念。1945～1984年，日本的《论语》译著和研究著作50多种，有的再版10多次，中国有学者为此发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儒家”的慨叹。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言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见利思义”，他提出“士魂商才”，并打破官尊商卑的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

有“财界总理”美称的东芝总裁石阪泰三，发扬 《论语》的亲赴现场、“每事必问”的敬业精神，“与时推移，与事对证，又笃行之”。

在笔者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中，充分介绍了儒家学说等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