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

春节“恐归”成为节前各大媒体最后一次大炒的话题。这个话题并不泡沫，我理解。

春运出行不便、从城市到小地方的生活条件差异，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故障而非根本的问题。也许“恐归”的人中间，有些人的别扭是跟我一样的。

人没回去，家里亲戚邻里都打听明白了，谁坐飞机，谁挤火车，谁开小车，清清楚楚。我有个朋友跟老婆放狠话:今年再不拍板买车，他就没脸从广州回县城过年了。大家见面，长辈们念叨谁谁谁家孩子混得好，譬如一个朋友刚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从北京回到市里，回家就是市府专车接送；老家的兄弟升官也快，在镇上传为美谈。

市府干什么，我们平民百姓可以不在乎；可是，除了市府的逻辑，我还真没看见民间有啥独特的价值取向。乡亲们见面，无非攀比谁挣得多，谁住了大房，谁当了科级处级，谁帮老家人在外摆平了多少事。人情往来，在乡土社会很自然，但就看这非逼你衣锦还乡不可的架势，往来之间的品质确实值得怀疑。

有没有挣钱、升职、买房或者结婚，是很个人的事；但一个春节回家，就好像一次阅兵，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一目了然。你必须接受检阅，就好像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必须排名——因为这里的人认得你祖宗八代。

当然，这并非老家独有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幸福或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人上之人，有一堆可以拿出来攀比或彰表的业绩。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被教大的，我们的每一点自尊和骄傲，不是来自真实的成就感和内心的愉悦，更多是来自名次排前、压过别人一头的优越。现在一入社会，摸底考试越来越多，排在前面的永远只有少数人，那大多数人的幸福和成就感从哪来呢？

有位朋友，在美国读了电影学博士。他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各处每一届电影节都要去观摩，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为了电影和自由，这老兄选择了跟在北美的华人群体迥异的生活:租房，自由撰稿，不结婚。他对体力劳动没什么成见，曼哈顿堵车高峰，人力车载客很赚钱，他也偶尔去踩车练练摊。他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这样一来，在北美“混得成功”的姐姐不乐意了，觉得他在为家族丢脸。可他觉得，“我很快乐，跟你的脸有什么关系？”我也知道在华文世界著作非常畅销的一对神秘作家夫妇，另一位同样是文化界的人士，曾颇为怜惜地告诉我这对夫妇在美国的状况:“我看见他们在集市上摆摊。”

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电影学博士和作家夫妻的幸福，那是一种只专注于实现独一无二的自己的生活。但我相信，很多“恐归”的灵魂背后，都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很少人能实践做自己。

每一次回家，跟我每一次在中国内地的采访一样，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在行政体制之外，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稀少，是中国沿海与内地、一线城市和县级区域主要差别之一。不仅仅权力是社会运作的主轴，权力也是人们在私领域最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如果不能高人一等，你的生活和所作所为再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也等于没有价值和意义。于是，所有人都希望当“官”，希望管人，希望手握权柄。

这种价值观，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老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我们老家人认为，在外面的人，只要不是挣大钱的老板，没有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一律是“打工的”——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临时的、没有多少地位和保障的位置。大多数离开家乡发展的游子，只是人力资源市场上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甚至在楼市病态高涨之后步入社会的，沦为“蚁族”，自然在“人上人”的摸底考试中倍感压力。

我常常想家，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还是小镇上长大的那个少年，不管你走了多远的路、看过多少风景，本质上还是这个地方的人。都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老家的小镇现在繁荣到超过我去过的很多县城。可我找不到儿时喜欢的一幢老房子、上学经过的一口井、一片莲塘、一座老桥。家乡变得跟很多地方一模一样，设计潦草的现代水泥房取代了地方特色的民居；人们富了，老家的休闲娱乐除了看电视，多是搓麻将和买六合彩，混得阔气的老朋友则是开车进市里，包宾馆房间开赌。

乡愁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反而因经常出差，我倒是时不时在路上感觉到久违的乡情。

香港长洲岛。尽管那里已经是热门观光地，但没有大拆大建的规划手笔，连麦当劳和“7-11”便利店都蜷缩在窄窄门面的民房里，为了顺应小岛的房屋和道路规模，以及保护环境，连消防车都是电瓶车，有着玩具一样的迷你外形。午后我走过村子，很多人家都大门敞开；爬到山顶凉亭，表情青涩的“90后”慌忙给来人让座。

台湾新店。我看到一条老街:店面的感觉好像有了一百年，还在做着祖父辈的生意。从地铁站出来，只开了几分钟摩托车，我闻到青苔和泉水的味道，听到蝉声。

家这个字眼，在人类的词库里有着丰富的涵义，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氛围、一套价值体系，一种对人身心的护佑，一种来自彼岸的呼唤。问题来了:在异乡是“蚁族”，在故乡是“恐归族”，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到底在哪里呢？

（作者系媒体人士）原题：恐归族  乡关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