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林

杀人偿命，自古皆然。现代法治社会，如果一个杀人案犯竟有两万余人签名请求法院从轻处理，那一定有非同寻常之处。要么，案犯是一个造福乡梓的好人，大家不忍好人被严惩；要么，被杀者作恶多端，人们心中早已盼望除之而后快，而今有人仗义出手，还不好汉一个？

12月2日《中国青年报》披露的这个案件告诉我们，杀人者张旭平，一个年仅19岁的普通农民，也就是说，他还谈不上有什么大恩大德值得让父老乡亲感恩图报，万众一心保他免于极刑；被杀者李世明，张旭平的同村人，被杀时任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下水西村村支书。从报道看，两万人签名联保，更多的不是因为张旭平，而是因为李世明。

在离石区，官不大的李世明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奉行拳头哲学，凡看不顺眼的人，他都会打一个痛快，连智障人也不放过；他能左右司法机关，让国家机器成为个人随意使唤的家奴，一个小小的下水西村，因他而受到刑事、行政处罚的竟达36人。而张与李结怨，则缘起2008 年，张旭平的母亲王侯娥两次实名举报李世明。王侯娥举报后不久，她家被砸，大儿子(张旭平之兄)被打伤，上中学的小女儿连续丢了3辆自行车。

近万字的报道，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鱼肉乡里的村霸，还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权势熏天，炙手可热。谁要不投他的选票，他就让谁没好日子过；谁上访举报他违法乱纪，他就有能耐让谁难逃牢狱之灾；谁敢挡他承包工程的道，谁就得有伤筋折骨、有家不能归的准备。

死了的李世明当然不知道，正是自己平日里所作所为造就的名声，成为签名联保案犯的人心动力。可以说，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张家都堪称资源匮乏，远不足以支配两万多人的签名之举。可是，当一种社会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一点火星也能引起爆发，而这样的社会情绪，早已超出个人恩怨的范畴。

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个村支书竟是某些人眼中的鲜花香馍，受到有关方面的极力推崇。1995~2001年，李世明连续6年被评为“红旗”村干部；2001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个人”称号；2008年，被离石区委授予“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并是离石区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李世明治下的下水西村，1999年和2001年分别获得“省级文明村”和省一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8年获区委授予的“四星级党支部”称号。民怨沸腾看不见，千夫所指无人识。是其骗术高明，还是有人失察失职、法治失范失威、文明价值颠覆，让李世明如此权倾一方，不可一世？

这个事件的背后，我更看到事发地社会生态的变质失衡。社会公理不敌流氓行径，文明法治屈于权力嚣张。这样的社会生态，民不聊生，必然积累破坏性力量；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张旭平是受害者，一般民众是受害者，被以极端方式反抗而殒命的李世明，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以蔑视法律、践踏公理的方式破坏了社会生态；被破坏的社会生态，就以一种非理性的手段，将其送上了不归路。

这不是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法院判决能否在乎两万人签名的民意分量，似也无关紧要。但对执政者而言，它应有深刻的镜鉴价值。一旦因为权力滥用而导致社会生态变质失衡，执政基础就有可能坍塌倾覆；而恶化的社会生态，势必滋生随时暴发个人悲剧、社会悲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