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

云南大理，一家原定于世界艾滋病日开张的男同性恋酒吧未能“开业大吉”。这家酒吧的初衷是在同性恋群体中推行“防艾”教育，得到政府部门支持，由此引发舆论关注。但世界艾滋病日当天，酒吧因“媒体和公众的过度关注”而无期限延迟开业。

就在开业前夕，电视台报道了这家酒吧。随后，由于各路记者闻风而动云集大理，负责酒吧运营的12名防控艾滋病志愿者全都拒绝露面，他们拥有家庭，担心曝光后被贴上同性恋标签。电视新闻播出之后，一些志愿者提出辞职，一些志愿者的妻子则提出离婚。发起人张建波医生称，媒体过早、过急的介入，导致了目前的混乱状况。

由于世俗偏见，同性恋、艾滋病群体活得格外小心翼翼，因此“男同”酒吧需要的是个人隐私的绝对隐蔽、安全。但在聚光灯下，风口浪尖上，除了记者，谁还敢到这样的场所抛头露面？果不其然，开业日里到场的全是记者。

我理解这些同行的“新闻冲动”。见到社会发展中的新鲜事物，那种迫不及待打算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我们都有。是它，促使我们每天去发现和传播。记者是天然的“好事之徒”，我理解同行对“男同酒吧”的报道欲，但在冲动之余，记者还需克制，给予报道对象的人权以充分尊重。这种尊重包括，采访过程中对他们平视、直视，而不俯视、仰视。更重要的，是预先考虑到报道的反响，特别是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审慎的态度面对新闻，不“爆炒”、“恶炒”。

大理“男同酒吧”事件中，志愿者们事先对上电视并不知情，结果播出后感到了巨大压力，冲动的媒体将一个初衷良好的计划吓得见光死。记者能否克制猎奇心理，决定着镜头能否避开个人隐私，更决定着报道是仅仅满足好奇心，还是最终推动某种进步。

几乎与此同时，天津最近发生了一个爱心故事，两个多月前，南开大学的新疆籍哈萨克族学生阿依努尔患上了白血病，师生为她发起了募捐。此事经《今晚报》率先报道，以及新疆及全国媒体的跟进，很快成了引人关注的“爱心连续剧”。经过多家媒体呼吁，全国各界群众向这位普通学生伸出援手，上百万元治疗费用很快有了着落。

发生在阿依努尔身上的故事令人感动，而媒体针对此事的克制更令人尊敬。虽然《今晚报》等时常介绍阿依努尔的治疗及受助情况，但她与家人的生活并未受到“媒体暴力”的干预。当地党政部门动员媒体大力宣传这个爱心故事，同时又使她受到很好的保护。无论电视、广播还是报刊，都没有出于报道需要，强行要求阿依努尔热泪汪汪“说说感受”—如我们时常看到的那样，尽管这位当事人的露面无疑会吸引更多眼球。医护人员只简要介绍病情，绝不渲染病人“高、大、全”，其家人也很少受到打扰。人们对阿依努尔的了解，始终在一个边界清晰的范围内:她遭遇不幸，但她始终乐观、热情、善良，遇到了这个社会的古道热肠。相比大理“男同酒吧”事件，在这里，媒体的自觉克制、不越界，既保护了遭遇不幸的当事人，也让爱心救助有了圆满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