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中国的基层民警，手头的事是越来越多了。北京高考改革，增加了综合素质考核一项，应届考生好办，学校就给办了。往届的社会考生，则需要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来管，让派出所来负责审查社会考生的思想品德。审查方式也很简单，看看有无受过治安处罚，出具一个证明。

此规定一出，马上有点乱。

首先，派出所不愿意出这个证明，作为一个基层公安机构，本来事就够多的，怎么管也管不到高考上，更休提负责考生的思想品德审查。考生有无治安处罚，似乎跟他的思想品德未必对应。管宽了，不仅考生不干，家长也会不依不饶。这年头，有谁乐意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呢？

其次，考生感到困扰。派出所不肯出证明，求爷爷告奶奶，绕着弯，再找学校，学校找派出所。如果赶上有的考生还真的因为什么被处罚过，一个治安处罚，也许就断送了考生的前程。于是家长得运作，运作不灵，兴许就会闹事。谁能规定一个孩子一时犯了一个小错，一辈子就不能上大学了呢？

高考引进综合素质测评，原本的动机也许不坏。意图改变纯粹分数决定一切的旧规矩，让录取学校对考生有个综合性的了解。只是，这种事搁在发达国家，也许行之有效，但搁在我们这里，往往就变了味道。让派出所管考生的思想品德，进而决定考生的综合素质高低的规定，就是综合素质测评变味的突出表现。

不错，高考引入非考试的因素，诸如综合素质测评，比如北大的校长推荐，都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如果泛泛而论，的确可以弥补完全分数决定论的短处。可是，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些非考试的因素的引入，前提必须是取人的大环境，诚信度要非常的高。如果社会环境的诚信度很低，任何一种非考试因素，都会被人质疑，而且在实际运用中，时常也会真的走样，成为营私舞弊的渠道。在当前社会整体上诚信度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有谁能保证，综合素质的测评不会变质，不会变成有势力家长给自家孩子加分的工具？我们曾经实行过的中学生保送制度，不就渐渐变成了某些特定的人群子弟免试上大学的专用通道？

历史上，两汉取士，开始就是实行的推荐制。实行之初，也的确很有效，选拔了大批贤能之士。可是，这个制度推行日久也变了样儿，成为有权势者子弟进入仕途的通道，最终到魏晋时期，演变成九品中正制，变成了门阀士族自己跟自己玩的专用制度。

前车之鉴，不能不提。分数至上的考试取人，的确有问题，但在没有改变社会诚信状况的前提下，贸然引入非考试因素，只能加大社会的不公。就像让派出所管考生思想品德这种荒唐事一样，再闲着没事的派出所，也不会知道考生每天都干了些什么，思想品德如何。让他们出具证明，结果只能逼得那些孩子被处罚过的考生家长去做工作。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预料，有些有门路的家长，即使自家孩子有过被处罚的前科，也会没事。没有门路，孩子也许就会因一时之过，断送了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