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上润

郭德纲说:“喜剧不好笑是最好笑的事。”以喜剧片出场、自信口碑不俗、性价比超高的《我的唐朝兄弟》遭遇了一点也不好笑的票房与境遇。它像一枚标本钉在今年贺岁档的票房功绩簿上，提醒我们还有类似它这样的兄弟仍在角落里哀鸣。

从技术角度而言，《我的唐朝兄弟》一片充斥着恣情妄意、节奏断裂，然而对比诸如《2012》、《建国大业》的剪裁得体、恢弘磅礴、盔明甲亮，它反而呈现出某种如野草般蛮横的生命力。它是诗性的，表达着某种私人化的理解，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余地与进退空间；然而遗憾的是，诗性往往会在一个盛行唱颂史诗的时代中被击杀于无形。正如《我的唐朝兄弟》与《建国大业》的认知区别，比大黄蜂与一台复读机之间的区别还要巨大。

事实上，“唐朝兄弟”的境遇却让我们陷入到这样的悖论:一旦脱离了大片式的喧嚣与炒作，也就脱离了观众。如果一套宣传包装体系可以支撑起对影院档期的习惯性垄断，我们看电影的某些乐趣，是否也将就此湮灭于无？

我们不停复制主流的英雄史观，其实无非就是向内心渴求宏大叙事与煌煌巨制的欲望举手投降。因为在中国电影这个剧场里，公司资本以及建立其上的发行与宣传手段，正扮演着报幕员领座员于一身的角色，它们因为特权而膨胀，它们老少通吃、鸡犬不留，充满向上的盈利欲望以及向下的审美取向。

在基于电影资本而运转的宣传体系渲染下，人民群众热爱的指向性始终醒目明确，并且显而易见地与一小撮文艺青年们背道而驰。但幸福总是参差多态，正如萨特所言，“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也需要偶然的爱情。”在时下大片当道的电影发行渠道中，我们已被自动归类到“必然”，“偶然的爱情”也许存在，只是它存在于上午10点的放映时间里，存在于一周左右的播出档期中，飘渺得如同转瞬即逝的一夜。

在《我的唐朝兄弟》身上，我们看到了所谓多元化的电影审美，在大投入、大制作以及规则的裹胁之下，是如何被演化为某种单边化的托拉斯。更悲哀的在于，我们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