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宇

这个社会，应该普及的是常识，应该回归的也是常识。

教材就是一个有关常识的范本，一个时代对于常识的认知与处置，往往在教材中折射，教材是心理的缩影，也是社会的投影。关于教材的争议总是不绝于耳:一方面，社会对于常识的回归仍然掺杂着参差不齐的目的，常识本身就是被争议的标准；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尽善尽美的教材，每一个时代都有蒙于自身之上的迷雾。

近日，浙江三名语文老师，在媒体上挑出现行课本里的“刺”，真是不挑不知道，一挑吓一跳。“空洞的说教、随意的‘改编’、模棱两可的事实、甚至杜撰一个个‘名人故事’”，在通用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里“时有出现”:如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虽然很感人，却在任何爱迪生的传记里都难以找到事实的根据，而且从医学上考究，当年也不可能做那么一个阑尾炎手术”；如《朱德与兰花》，“故事时间均经不起推敲”。

这些被杜撰的故事当然是出于善意的“美德”，但如果美德的教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又叫孩子们长大以后如何去相信美德？

“这些课文有赞美母亲的、提倡发明的、歌颂伟人的，却极少有童趣、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的课文。有的价值观陈旧，用美德‘绑架’孩子，已经不能让时下的孩子们信服。”杭州语文教师郭初阳较真的话语，说出来的是深深的隐忧。世界上有永恒的教育，但没有永恒的被任何东西一直垄断的教材。教材应当是一条人类文明之河，不论深浅，都透明求真，不断冲刷出新的文明痕迹。

世界上有争议的课文远不止中国的语文课本，因为背景的复杂，要回归常识反而是那样的艰难，并没有一条简单的乡村小路，总是带我们回家。

世界百年教育史上有一个名篇——都德的《最后一课》，它是许多国家中小学传统教材中难以割舍的珍品，“《最后一课》写于普法战争刚结束的第二年(1873)，以沦陷了的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描写了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弗朗士和韩麦尔先生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如今30岁以上的人，大都学过这篇课文，并身受极大的感染与震撼。

但小说的舞台阿尔萨斯地区，阿尔萨斯人的母语是德语系方言。19世纪以来，在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文化历程，是法语对这一地区方言压制的历程，也就是说，都德的《最后一课》，并不是受害者的一课，却极有可能是加害者的一课。1945年以后，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甚至要把说德语的全都赶出去，连路名都要改成法文的。《最后一课》现在来看，确实是都德在普法战争期间，基于民族主义的杜撰，背离了真实的美德，如此与事实完全相反并露骨的卫道士行为，也的确让人们震撼。

苛责前人，并无多少益处，但“伪课文”的存在，又让人不得不反思当下。时间也许能够让都德获得足够的原谅，但常识的回归却是道阻且长，在时光的代价面前，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一作伪。更为难堪的是，因为过去的作伪依然存在(不论善意还是恶意)，现时的造神就继之不绝。前不久，就有媒体刊文质疑“华盛顿不该被中国人抬为神话”:论者往往以其功成身退比对马上治天下的传统，结果往往过分夸大华盛顿的人品，把他变成一个不可以常理度之的“真英雄”。

当成人化的社会因为功利失去真实时，常识的回归往往是最为艰难的，课文仅是一个缩影。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如何理解真正的爱国主义，如何重新认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政党直至个人等相互的构成与位置，仍然是有待修订的课本，且永远没有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