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种制度，像中国城管制度一样饱受轮番而至的质疑，却又坚强地自我实现，暴烈时，流血五步；温柔时，悲情似水。

这一次，作为一种制度，城管在深深地凝望你。6月15日晚，武汉市城管局在七城区同时展开对占道经营的专项整治，在洪山区图书城路某夜市排档，经劝说无效后，“50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相对于此前店主“进去哪有生意做”的顽强，城管的存在依然是有效的。

只是如今，这种存在要靠巨量的人数来彰显，如果没有“50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沉默不会具有代替暴力的力量。50人的盯视，只能是一种制度的逼视，在这目光的背后，有着权力的某种辛酸，或者说，是城管制度的尴尬与无奈。以前，这种悲情属于城管执法对面的另一个群体。悲情的转捩来自今年4月26日的深圳，城管执法队员练士滔在劝阻小贩的僵持中，被摊贩老帅连刺两刀，原因仅是“城管有时罚没货品让他们无法接受”。

对此感同身受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广州城管。针对广州商业旺地和内街内巷又涌现大量“走鬼”摆卖的现象，广州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概括：职业化、集中化、企业化、市中心化、机械化、群体对抗化等“六化”是目前“走鬼”的最显著特点。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对此要求：“城管要用心去执法，不要蛮劲去执法，要想办法去执法，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苏泽群特别提到要加强城管队伍的机动性，“像美军那样机动性强，一下子就可用飞机将人拉到另外一个国家，虽然队伍人不是很多，但调动很快，就显得队伍很多，我们城管也可这样，必要时可以购买大巴，甚至成立交通科，需要时就拉队员过去。”

在此之前，我很怀疑武汉城管群体逼视执法的制度常态化，但听闻苏泽群的论述之后，却是茅塞顿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正是武汉城管集体沉默所做到的，而只要做到“像美军那样机动性强”，也就不难“显得队伍很多”了，每次执法有几百人随时到达的逼视，就是美军见了也发愁啊。悲观如我者，却仍然很怀疑，这只是一次悲情的表演，而非制度的创新与进步。

从小贩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到“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到城管的“非暴力要求合作运动”，城管在如此哀矜地凝望你，以被展览的眼神。尽管我们对城管执法的处境抱有深切的同情，此前我们也对小贩的生存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同时我们又是多么地希望，每一个权力都是如此深深地凝望。如果权力为民意留了距离，许多事情不会是生与死的激化。就民意而言，生存是最大的民意，被尊重是仅次于生存的民意，对这两重民意保持足够的距离，不至于打压至底线，是权力必须虔诚考虑并真诚改进的。

广东“走鬼”的“六化”，虽然反映了城管执法的难度，但同时也反映了“走鬼”存在的深层合理化。在一个就业艰难的时代，叫他如何能不“职业化、集中化、企业化、市中心化”？在一个不具博弈能力的处境中，叫他如何能不“机械化、群体对抗化”？任何生存都不会是单方面的，每一种生存都是时代的命运、制度的塑造，我们希望，城管制度在塑造自身命运之同时也塑造出小摊小贩合理的生存。而不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他们进行限制，反而给他们提供1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明天将会有10万个走鬼跑过来”这样有着施舍的排斥。

一个能够塑造小摊小贩生存命运的城管制度，必然能塑造一种合理的城管执法方式。在严肃逼视的距离之上，这一制度仍然需要智慧的创造，以求在制度内实现可持续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