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村民季大海给上级机关打电话称，如不处理村支书的“贪污受贿”行为，就炸毁附近的铁路大桥。苏家屯区法院日前以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一审判处季大海有期徒刑一年。（5月31日《京华时报》）

何谓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尽管季大海编谎言炸桥，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成立要件，但是后果算不算“严重”？同时他还附加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不处理村支书的‘贪污受贿’行为”。也就是说，不同于一般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季大海的动机不在非法得利，而是为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和举报权。唯一的过错在于，这种监督举报采取了威胁方式。

因此恕我直言，把“有期徒刑一年”的罪责加在一名履行正当权利的举报者身上，显然有法条教条主义嫌疑，量刑无疑过重。当然，季大海该不该获刑，司法程序走到尽头，当能给出公断。即便剑走偏锋，只要无恶意，举报行为本身的正义性本不容否定。

再看季大海的过激行为，为什么他要急不可耐以炸桥要挟处理举报对象？按正常心智，不是因多次举报无果怒由心生，就是因举报之初就对上级机关抱有极大的不信任——— 而这些，无疑才是该案令人深思之处。

就本质而言，举报也是一种维权，维护自身或公共权益。然而现实来看，公民维权似乎越来越难，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沉重。不到走投无路忍无可忍，谁也不会跟生命或法律开玩笑。刑责采取威胁方式的举报维权者，固然能震慑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但长远来看，这会导致丑恶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的举报者更少，举报维权途径更不畅通，其结局只会使原本存在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

赵登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