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近年来，高考报名人数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2002年~2008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由527万人增长到了1050万人，今年全国高考人数仍将超过1000万人。但今年出现了显著的“高考降温”现象，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有分析认为，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就业神话破灭，高中毕业生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想法受到动摇，部分学生就转变观念，甚至不参加高考。（5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从报道中，我们还知道，一些高三学生这样解释自己放弃高考、报读职校的决定:上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还是学门技术更重要。职校人士也直言，“职业教育的就业状况甚至比一些普通高校好，这使得职教也逐渐成为一些高中毕业生的选择”，而中学教师认为，“高考人数下降，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是一种很奇特的结论，因为高中阶段，不仅课程内容高度对接大学，而且教育教学模式并无益于对学生动手能力、适应社会意识的培养。这就是说，读了高中不去考大学、转而报读职校，各家对三年高中教育的投资完全打了水漂，适龄学生的宝贵青春也被浪费了1100天。

近年来教育界教改、课改花样百出，却因为高考的存在未能改变中学教育应试导向（相反还有所强化）。这些改革的社会成本，以及眼下放弃高考的代价，全部由学生及其家庭承担，怎么能说“不是坏事”呢？

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以及许多已就业的青年）如今极其热衷公务员考试？为什么围绕高考会衍生出所谓“移民高考”，以及今年频频曝出的“冒名顶替”事件？为什么中考、“小升初”、小学学位的争夺在大城市已经不亚于官场跑官买官的热度？……种种不同问题的答案，实则都指向了我国现有的教育－人才体制，以及它背后的阶层流动机制。必须承认，（优质）小学学位之后，再延续“小升初”－中考－高考－国考（公务员考试），这已经构成中国小孩获得（延续）社会承认的“独木桥”。尽管媒体和教育专家总是热衷谈论从不同环节脱离这条“独木桥”而发奋获得事业成功的典型案例，然而民众还是基于认识性常识和经济人理性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之所以是“案例”、成为“新闻”，就在于该种成功几率的低微）。

试想，在教育－人才体制没有真正得到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情况下，那些放弃高考、誓言“学技术”（努力创业）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会在未来几年看到、遇到、感受到什么呢？没有全日制本科（或更高的）学历，他们进不了“分钱分到双手软、睡觉睡到自然醒”（这可是如今绝大多数劳动者不敢奢求的“待遇”）的垄断国企，他们的户口很难落到中心城市，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稳固就业丧失了绝大多数可能性（上规模企业多数分布在中心城市、产业带周围，而创业获得户籍、政府补贴等待遇在很多地方也被捆绑了学历身份），他们很可能遇到了所爱的人但不被接受（很多地方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只接受同等身份属性的异性成婚），他们不能报考公务员甚至连西部志愿者、乡村教师、村官也没资格当上（到处都是选拔重点高校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到基层任职的新闻），即便结婚生子也可能无法让自己的小孩在家门口的小学读书（各地重点小学、幼儿园优先甚至只录取机关子弟，很多城市招商引资也以落实投资者子女上学作为颇具吸引力的“招牌”）。

当然，谈论改革教育－人才体制很容易，真正要做起来很难，就像不少官员坚决反对财产申报制度一样，如今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制度，也造就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热情去启动一项对他们而言只有风险、缺乏增进收益的改革。放弃高考，固然显得很有勇气，但基于现实环境，只能定论这是高风险、低成功率的选择。

真正有必要尽快启动的、面临压力相对较小的改革，实际上是九年义务教育的重建。适当降低小学和初中教育的课程知识难度，大幅增加动手能力培养的内容，让孩子们在这九年中真正受到公民常识教育、社会规则教育、理财教育，让初中毕业生既能具备坚实的文理科基础再上一个台阶进入高中及其后的教育阶段，又能较好的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具备学习和动力能力，足以支撑自身的职校教育、终身学习和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