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去年的今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让八万多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深创巨痛，撕扯着13亿同胞的心灵。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前产经部主任，却在这一天站在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看过《记者受邀写批评报道遭跨省追捕》这篇新闻后，也有一种强烈的震感，伤痛同样撕扯着我们的心灵。

报道说，2005年5月，傅桦接到校友、时任长春龙家堡机场副总指挥张广涛的报料后，前往龙家堡机场采访，并撰写了一篇反映该机场建设质量的批评报道。两年后，举报人张广涛涉黑被拘捕，吉林警方来京将傅桦带走。(2009年5月13日《京华时报》)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反思的事件，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傅桦的报道出来后，报料人却被一网打尽，之后傅桦被抓。长春市龙家堡机场占地4200余亩，是吉林省“十五”期间百项重点项目之一，从2000年开工，到2005年6月傅桦前去调查时，仍未完工。他在报道中指出，“因质量问题返工，正是这个机场项目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据知情人透露，龙家堡机场一共花了18个亿。傅桦是在得到报社批准后去长春采访的。动身之前，李申硬塞给他5000元钱，说是权当接待费用和当地调查采访的一些开支。“我多次推辞，他说，你信不过我们，我们也不敢相信你。同时，他们也确实很感谢，那时没有人敢去采访。”收了钱之后，傅桦称“一直想上交给报社”，但又称“这样容易暴露线人”，最后没上交，“但这不是理由，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2008年12月25《南方周末》)

傅桦收受5000元钱，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我要说的是傅桦报道的是不是事实，机场质量是不是存在着质量安全隐患问题，延误交付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有不有腐败现象？为什么报道的问题不去查，却先要去查报料人，抓记者？这就难怪网友们会愤然责问：“这是不是打击报复”？

分析近年来频发的记者被抓事件，我们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案中案。从傅桦采写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到《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的《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再到《法人》记者朱文娜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其实都是记者与当地官员的一场较量，在较量中大多记者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事实上削弱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在放纵腐败。

记者要担当起公众期盼的监督职责，首先自己要干净。这是毫无疑义的，记者只有自己干净，才能更好地监督别人、监督权力。干净，是这个职业特有的伦理要求，也是保护记者自己的手段。前面我讲了，傅桦收受5000元钱，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对于傅桦的行为是不是构成受贿罪，我比较赞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的观点，他认为，记者不应是贿赂犯罪的适格主体。“通常，人们以这个人所在单位的性质来确定他能不能构成受贿罪，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职务之便强调的是与职务相关的某种职权，意味着他对某种资源有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一个记者的采访权是在行使言论表达自由、知情权等公民权利。这种权利是每个公民都有的，所以他不存在专属于自己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权力”。记者应该揭露社会丑恶且不能收受访者的钱，这只是职业伦理的要求。他做不到，可以批评谴责，但也仅限于此，不能对他进行法律制裁。

记者揭露问题被抓，网民举报问题被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少地方官员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视批评如寇雠，视舆论监督如洪水猛兽，借“诽谤”、“受贿”之名打压监督，压制言论，已是屡见不鲜。所以，我们的公权力机关，一旦记者揭露问题，不是正确地对待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而总是认一种庸俗的社会心态去看待记者的监督，你们来揭露我，一定是拿了好处，要不然，怎么这样穷追不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查清记者揭露的问题是不是事实，是事实该如何处理解决，而是首先查一查谁报的料，急着“修理”报料人；记者是不是拿了好处，拿了好处就是犯罪嫌疑人，就可以抓。这种庸俗的心态，阻挡着舆论监督的前进步伐，更让腐化堕落越陷越深，有恃无恐。

政府更应该珍视自己的公信力，主动捍卫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而部分官员此起彼伏的背道而驰，恰恰说明这种行为在现行奖惩制度下不仅缺乏应有的制约，还符合“收益大，风险小”的理性预期。当他们一次次滥用公权为自己遮丑遂其和欲时，当公权力一次次“越界”侵害公民正当权利时，社会的评价标准就会逐渐发生逆转。

应该说，舆论监督是当前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但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庸俗的心态，舆论监督只会继续式微，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