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限价房本来是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住房困难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市民说，多少家庭望房兴叹，限价房成了机关干部的提款机。

表面上用公共财政打造惠民工程，背地里为公权力部门自己谋取福利，这种典型的权力自肥，在时下房价居高不下、城市低收入者一房难求的背景下，更显刺眼。而从网友晒出的温州旧城改造建房挪作领导低价内部购房的清单，到深圳多个经适房小区里的公务员业主，种种信息让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有多少惠民工程存在权力自肥？

让居者有其屋，这是政府应尽的宪法性义务。针对买不起房的低收入人群，动用公共财政以建设各种保障性住房，恰是政府履行义务的良法，也符合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属性。

如果对公权的规范还不健全，一些时候权力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就会使保障性住房容易沦为特权房。早在1998年下半年，国务院就提出停止公务员实物分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变通的方式从未间断，甚至冠以惠民工程的漂亮借口，而藏纳的是公权不可告人的自肥目的。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政策本意是由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实现政府社会保障的意图。但一些公务员有违政策的良好初衷，借机改善待遇乃至发放福利，甚至像忻州一些公务员大肆倒卖谋取私利，如此现象和行为，会影响政府民心工程的公信力。

类似“民心工程”变成“伤心工程”乃至“敛财工程”的例子并不少见，其危害性也显而易见，不仅污染了公权力的正义属性，更容易造成官民信任的断裂，为更大的社会冲突和震荡积攒民怨，进而引发社会全面失范。从山西忻州的这种权力自肥现象，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一种集体性行政腐败行为，更折射出政府公共财政行为监督的缺失。由此，对公权的治理势在必行。

要防止此类“惠民工程”变为“权力自肥”，除了加快公务员财产公开步伐，最根本的就在于做实人大的财政监督权。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宪政安排上，政府的公共财政行为都应置于人大监督之下，就其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把钱都花在哪儿，钱花得值不值，有没有权力自肥行为等，只有人大随时盯紧了，政府部门才不敢懈怠。除此之外，再高效的舆论监督，再自觉的权力公示，都不足以彻底堵上“权力自肥”的种种“陈仓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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