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王 琳

事业单位改革终于出现了极具重量的试点地区。人口大省河南，日前拿出了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意见，方案涉及9.2万个事业单位、214.7万名工作人员。这次改革，直接打破了事业单位原来的行政级别，按照工作职能，重置各类工作岗位。有专家评论称，“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转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媒体以“河南两百万人摘‘官帽’”为题，自是夺人眼球。但若是为此而盲目欢呼，则未免太过浪漫。事业单位改革，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列入议事日程，而一直是“只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类似的试点也不知搞了多少，出方案时轰轰烈烈，方案出台之后却大多偃旗息鼓。

不说远的，2003年7月，人事部还曾就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进程确定了一张时间表，当时是要“争取用两到三年时间，在事业单位全面推行聘用制度，用五年左右时间，实现聘用制度的正常化、规范化”。一晃眼，又是七年过去，所谓“全面推行聘用制”仍然只是个“目标”。以南方一些早已实行事业单位聘用制的城市，也是换汤不用药，假“聘用”之名行“铁饭碗”之实。再看眼下河南的这个举措，其实也就是一份尚未推行的“试点”方案，谁敢断言这份方案未来的命运？

事业单位改革为什么陷入了欲改不能的泥潭无法自拔？一言以蔽之，“官本位”!当社会的游戏规则还在围绕“官本位”转的时候，你让事业单位人员先“脱官帽”，怎会没有阻力重重？“官帽”就是利益，脱官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谁愿意在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更何况，事业单位里的不同“单位”区别大了。比如有些事业单位本就是社会组织，那就不是一个“去行政化”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还原其“社会化”本质的问题。而有些事业单位本应为市场主体，那就应还原其“市场化”本质。以行政捆绑市场与社会，是计划经济的遗物。对这些“事业单位”，唯一的改革路径就是彻底“松绑”，让它裸身回归社会或市场。

对于事业单位中最大的两块，教育和医疗，我则认为必须区分公立教育、医疗机构与私立教育、医院机构。公立机构人员待遇理应公务员化，私立机构人员则应社会化。从“官本位”的现实来说，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确实等同于贬低教育。因为“官本位”本身带来了社会评价机制的扭曲，行政级别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权与诸多现实的利益。中国亟需改变的，是还原正常的权力，提高权力的风险、匹配与权力相当的责任，降低权力的含金量。这样的“脱官帽”应在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同时进行。而不是仅仅要求事业单位“脱官帽”。

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应是一个行政、社会和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32年的改革开放，其目标正在于“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把属于行政的留给行政”。作为字面上的“官员”，其实也存在于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之中。行政权是公权力，社会权同样是公权力。但在中国语境中，“官员”一语实则是“强权”与“铁饭碗”的代称。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要改变这一扭曲的指代关系。当权力无法滥用也无法专横时，也就不需要“去官帽”了。那个时候，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也将随之消失。我的这一描述似乎有点“乌托邦”，但既然现实中的“事业单位改革”本就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得更远，更好，更合乎逻辑一些？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