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今年将继续给参加“两会”的委员配电脑，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电脑用完之后不用交回。虽然花费不小，但在这个网络问政不断升温的时代，电脑对于委员们来说确实成了必需品。

2月27日，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明年还将再会”。看来，每次“两会”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手机上网用户也已经达到1.1亿。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省政协办公厅与浙江在线等联合推出了“政协委员微博社区”，政协委员可以借助手机、网络等移动终端，围绕“大学生创业”的主题在“社区”里与广大网友进行直接对话。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上，网络问政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网络问政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两会”热点。在湖南，网友“错爱的我”更是被“特招”为政协委员，直接参政议政。

2008年被称为吹响中国“网络监督”号角的一年。2009年，“网络问政”伴随着亿万网民的热情更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从“华南虎事件”到“交通部派来的林局长”，从天价烟致使周久耕的倒台到最年轻市长周森锋被“人肉搜索”，在Web2.0与3G时代，任何人都无法与网络问政绝缘。网络，现已成为覆盖不同群体、横跨不同领域、超越传统媒体的全新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它一方面是政府问计于民、了解民意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更加有力，使政治生活更趋透明化。

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谈道，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是信息的开放，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是欺骗和奴役的基础。在互联网政治时代，信息的被控制较之过去变得更加不易，成本更高。网络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化与阳光化，对信息垄断具有天然的颠覆作用，是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动力，网络的出现，加快了中国迈向开放社会的转型速度。

麦克卢汉曾经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当网络参与政治之后，它将更便捷地推动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在这次的“两会”中我们看到，网络使得公众与代表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更方便了内容上的传达与参与。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只是嵌入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网络舆论不能代替正常的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的是常态的制度化的治理，我们不能把解决社会矛盾冲突过多地寄希望在网上闹成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络到更高层的领导得以解决。

对于“两会”代表而言，偶然地从网络获取某个民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参与的制度衔接，网络问政才能够真正落到现实政治的实处，就此而言，且不说网络问政，即使现实中的政治参与，也亟待制度性的保障。

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参与监督。确保网络问政中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回应，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