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专家最近为第二代身份证挑出了四处语病:一是背面“公民身份”的用法不妥，应为“居民身份”；二是背面“公民身份号码”表述不妥，应为“居民身份证号码”；三是“出生”后面写日期不规范，“出生”包含了出生地和出生时间等要素；四是长期有效身份证上“有效期限”标注为从某年某月某日到长期，没有“到长期”一说。(《重庆晚报》2月7日)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正面和背面总共39个字(不包括居民的个人信息)，却连续出现了四处语病，差错率高得实在离谱！如果不是专家较真，恐怕很多人都会习焉不察，很难注意到自己随身携带且经常使用的身份证，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语病大王”。客观地讲，专家的意见是负责任的，当初设计二代证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对专家的指摘是无法否认的。

居民身份证问题非同小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国家对居民身份证进行了高规格的立法规范，设计、制作身份证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公务职能，严格说来是一种国家行为，然而，二代证为何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语病呢？哪怕是将初稿交给一个普通的专业校对审核一下，也足以避免这样的低水平差错啊，为什么没有努力避免呢？

除了上述颇为不堪的语病，二代身份证还被指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将原本可以集中印在一面的居民身份信息(一代证就是这样)，分别印在了正面和背面。一位名叫曾新东的公民算了一笔账:二代证复印时需要双面复印，比复印一代证成本高出一倍，按年人均复印身份证5次、每页平均0.4元估算，年人均多花复印费2元，再按照16岁以上人口约19亿人，约十分之一的人有复印需求计算，二代证全国每年多支出复印费就是两亿元。曾新东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后者始终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除了承认设计者的水平低、考虑不周、工作草率外，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解释了。但眼下看来，是不能指望他们乖乖承认这一点的。

某些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公权力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对赋予自己公权力的法律和人民缺乏应有的尊重，在行使权力时缺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习惯于大而化之，马马虎虎，漫不经心有一搭没一搭地将公务“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不在乎一个细小的差错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大损失。拿二代身份证的语病和设计缺陷来说，设计者只要多一点专业素养，多一些严谨认真的态度，设计和决策只要多几道论证、审核和把关的程序，这些问题都完全可以避免。但设计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们大约不屑于把二代身份证设计得科学而完善，甚至不屑于为了基本的文从字顺而在编排校对上多下点儿功夫。这已经不是什么水平不够、态度草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傲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