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审文强，公诉人列举的证言中有一个细节:2002年至2003年间，有一次在夜总会唱歌后，文强让重庆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副总队长赵利明留下，很生气地向他 “问几个问题”，并问他“是站起说还是跪下说”？赵利明赶紧陪着笑脸，半跪到文强的身边，文强破口大骂赵利明背叛自己，称赵自以为是，心目中没有他。赵赶紧解释让文强不要多心。

这个细节，被媒体准确地形容为“赵利明向文强跪表忠心”。

文强与赵利明，两个官员，一个高级干部，一个中层干部，上演“跪表忠心”的一幕，说起来令人感到龌龊。然而，这种事情没有被挑出来说一下的，又何曾少有？如果文强不变成阶下囚，这样的细节将永远不被人说起；即使文强变成阶下囚，这样的细节是否会被提及，也仍然要视案件审理或者宣传的需要。

在这个跪表忠心的细节中，赵利明是被文强要求“跪下说”的。某种程度上，这未必不可以看作赵利明“背叛”的证据。文强生了气，赵利明应该主动“跪下说”，得令才去跪表忠心，这可能就是另跪了新主。

跪与被跪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官场上对权力、人格的一种把握和理解，这样一种理解也未必不是一些人眼中的权力关系本质上的呈现。行于身的跪，可能不止于这一个；而未行于身的跪，更是无所不在。权力场上，跪与“受跪”，很难说不是一种必备的“操守”，很难说不是一种应有的精神气质。有时候，权力者之间是这样，权力者面对无权者，更是这样。

权力有大小，权能有不同，这是正常的。权力变成人格的支撑，并成为人格的等级标志，这是专权的社会里才会出现的。在一个平等的场域里，权力永远限定于工作时间与工作场合之内，而在一个专权的场域，权力不分八小时内外。在这样的状况下，“权高一级，压死泰山”，权力的命令覆盖一切，不仅覆盖了工作事项，而且笼罩全部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下班了不会回到家中，而是继续官场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下属甚至能够向上司全盘委身，乃至把“二奶”甚至“大奶”也一并送上。

在权力的序列里，推论永远基于权力的大小，无所谓人格独立与尊严。独立永不存在，而尊严来自于下官或者小民。所以，一个人全盘委身于权力，不只是把自己交出去，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管辖的所有人都应该委身。很自然地，他判断下属、小民、二奶以及老婆都附属于自己，因为他已经跪下，那么所有附属于他的，就都应该跪下。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由此成为权力的跑马场，社会中的全体人都被权属关系临辖。

毕竟不再是皇权时代，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跪与受跪的场面公然兴行。但跪的记忆是需要重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佳话，子女跪向父母、学生跪向老师、被慰问的小民跪向官长，都容易被极力传诵，以证我们仍然拥有跪拜的基因。至于精神气质上，跪倒则是一种硬通货。柔软的膝盖成为社会生活的硬通货，这种软硬变异令人惊讶，但事实总在证明，有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越是柔软，则越有晋升为跪拜对象的机会。

每个人或是都内在地有一种微弱的专权声音，“自主”就是一种按自己的愿望安排世界的微小心愿。然而，现代社会建立在每个自主者之上，于是需要把平等作为自主者关系的基础。而专权的社会不然，它要的是一种等差有别的秩序，在任何场境下都区分出 “自主者”与“被动者”。于是，一个“自主者”站起来，所有的“被动者”跪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一个主子和众多的奴隶或者奴才。（刘洪波 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