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早报昨日头版及A21版披露，闻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并未完全销毁，被少数不法厂商掺入奶制品后上市销售，由国务院15个部委共同组建的“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办”，被迫紧急组织8支“扑火队”，赶赴国内16个省（按理讲，16个省的名单应该向社会公布，以便让广大消费者有所警觉）急查三聚氰胺……

春节临近，上至政府总理，下至平头百姓，食品安全的神经都极为脆弱。紧急组织“扑火队”救急理当肯定，也是政府责任担当所系。问题是，马上就是农历年关，每支“扑火队”要应付2个省，何况“扑火队员”们也同样思节盼节，此时此刻，组织“扑火”反应迅即态度认真，可是在轰动全国之后，毒奶粉卷土重来，公众如何能够对这次整治一万个放心？不是早报评论员行文刻薄，而是食品安全重在日常监管，犹如消防重在火险预警，其次才是扑火消灾。

近期以来，各地一批“问题奶粉”相继被媒体曝光。究其问题所在，均与2008年毒奶粉未被彻底销毁有关。

2008年夏，早报率先点名揭露石家庄三鹿毒奶粉事件。为向30万名肾结石宝宝的家长作出交代，以减轻政府监管失察压力，国内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食品安全大整顿。最后，数名配售三聚氰胺的罪犯吃了枪子儿，三鹿董事长田文华判处无期徒刑，大整顿才方告段落。鉴于对国内食品安全缺乏基本保障之症结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早报在大整顿期间就撰文刊发多篇社评，从不同角度指出运动式整顿只治标不治本。又闻大整顿高潮时政府曾组织数万名公务员直接驻厂（场）作现场监管代表，我们当时就以为这只能起两种效果:一是临时性威慑；二是对舆论“作秀”。正是以上原因及其他尚可深入剖析的成因，共同造成三聚氰胺卷土重来之必然。这是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从法制到体制的宿命。

现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均有“问题产品”销毁的专门法条。可销毁成本归谁支付、归谁组织实施并监督，终端商家损失归谁补偿等关键细节，诸法条要么回避、要么含糊其辞。而且，单就销毁一项，从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流通批发、终端零售，又属多个部门各管一段。

防御作战，友军接合部定是薄弱环节。食品安全防御同理。友军接合部被攻方撕开，尚可由战役预备队上前堵缺口，实在不成还可组织敢死队往里“填”。食品安全防御，既无预备队可用，更无敢死队可填。

铁路安全营运也有接合部，好在铁路安全内容单一，接合部可由整个路网统一协调而强化。食品安全各管一段，接合部必定呈“软档”。外加食品生产流通过程监管内容繁杂，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因政府职能转型长期迟滞，造成监管包括销毁均有部门利益和权力大小掺杂其中，“各管一段”的制度安排势必监管漏洞百出，逐利丑态百现。

机械力学原理揭示，多一道传动环节多一道摩擦阻力，多增加一次功率减损。食品安全监管也形同此理。何况也有“人争利”造成的部门内耗。事实确如此，九龙治水必洪水泛滥，十顶大盖帽只能分食“一头猪”，15个部委共管“一张餐桌”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聚氰胺卷土重来，众网友痛斥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有网友呼请追查背后的保护伞。我们要说的是，有没有保护伞且不论，实情岂止是监管不到位，而是目前的监管体制不可能监管到位。

为平息公众愤懑，官方在急派“扑火队”时声称:“食品安全状况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特别是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企业诚信参差不齐，企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制约了食品安全的总体水平。”这话没错，但却“忽略”了另外两条关键因素:其一是反映在某些食品生产流通者身上的针对社会不确定消费者的“不健康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种菜的不吃自种的菜，养鱼的不吃自养的鱼；其二是监管体制之殇。

尤其是后者，目前暂时看不到创新体制的可能性。故，也许很消极，面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譬如“围剿”卷土重来的三聚氰胺，我们担心只能再搞“运动”，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