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敬24日在北京两会上提出，北京学校向打工子弟敞开应有度。他认为:进京打工人员“之前进京为北京服务，孩子没人带，所以带到北京；现在则是因为进京上学不用花钱，为孩子上学而进京务工。”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也认为，北京的学校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新京报》1月25日）

实际上，早在2008年，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就开始担忧:“我们把这些孩子安置得越好，就可能有越多的孩子涌入我们这个城市，可一个城市到底能容纳多少外来孩子呢？”（《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8日）据说，当时在进京农民工中间出现了一种“择城”现象，特别是距离北京比较近的河北等地，进京打工者纷纷把农村的孩子带进北京，因为北京的学校“比村里的学校不知好多少倍”。可见，进京人员中间确实存在着因为向往北京高质量的教育而“择城”者。李敬代表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只不过，有些放大了数目、夸大了危害而已。

宏观的看，城市化席卷之下，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办法逃避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的路径。漂泊四方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宿命，漂泊而又能找到可以栖息时间长一些的城市，则是他们的幸运。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也需要这个数目庞大人群来作为劳动力。回望打工者身后的村庄，则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发展停滞甚至凋敝的状态，现实如此，除了带着孩子进城，他们又能有什么样的选择？

从流入地城市来说，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开放公立学校，允许有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等等，恰恰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抱怨打工子弟挤占了城市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更不应该自设藩篱，将刚刚打开了一些缝隙的门以“有度”的说辞关闭。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副市长黄卫表示“要尽可能地多接收打工人员子女入学”值得赞许。只要放宽眼界就能知道，北京市每年为外来打工子弟教育付出的亿元财政支出不会打了水漂。全国人民共建繁荣首都，而首都同样有责任在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方面出一份力。

从流出地一方看，至少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中国农村的教育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好转。甚至，在一些地区会有继续下坠的可能。村落里有文化、有抱负的年轻一代纷纷出走，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这种出走带给村庄的负面影响刚刚并将继续显现。即便从现在开始加大投入、重建乡村，那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可见效。因此，源源不断的农民携子、或者干脆进城生子的情形会不断出现。家长为了孩子上学而进北京或者别的什么大城市打工的现象，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将会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