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日前出台《机关处级以下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办法》，根据机关处级以下干部的特点，将干部本人的婚庆事宜、婚姻变化、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居民通婚等情况列入报告范围。

初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处级以上干部就不需报告，难道相比权力更大的“处级以上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更容易在婚姻上出问题，更容易养情人包二奶，更可能以权谋色、因色滥权？

我因此想到前几天看到的一条新闻，说全国已经有7个地方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一般都是从基层开始，科级、处级及乡干部占了多数，级别最高的是重庆——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实行财产申报试点，“一把手”都没有申报和公开。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申报财产这种限制官员的事情，向来都是基层先行、自下而上的，官越大越不受约束。海南要求处级以下干部报告婚姻状况，难道是“好处领导先行、麻烦基层先试”官场陋习的反映？

细看新闻，才知道差点冤枉了海南纪委，以前向组织报告个人婚姻子女情况的对象只是处级以上干部，如今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管，才扩展到了处级以下。

确实，在个别地方行政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语境下，高级官员往往是问题的关键，很多事情常常是上行下效的，问题的治理必须自上而下，才会起到监督和治理效果。先遏制住了“一把手”，先解决了对上级领导的监管问题，然后逐层向下的治理才会有效率。如果一把手和上级领导不在监管之内，一方面，越身处权重位高的职位，越可能滥用权力，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腐败往往是向上效仿的结果。另一方面，一把手身上有问题，就缺乏治理下级官员的底气，因为问题治理往往需要一把手的推动，如果上级领导住着豪华的政府办公楼，你怎么能指望他会对下级乱建豪衙眼中揉不进沙子？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婚姻子女情况，先在处级以上实行，然后推广到处级以下，这样的“制度执行次序”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反腐规律——可是，在针对处级以上干部的运行实践中，有没有真正得到雷厉风行的执行，有没有真正起到遏制贪腐苗头的效果？如果在“处级以上干部”中执行的时候，就仅仅只是走过场，大家都是毫无例外地虚报、瞒报和漏报，将“报告个人婚姻状况”当作一个自抹廉政胭脂的秀场，那么，这样的走过场复制到处级干部以下，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报告婚姻状况，对处级以上是个形式，难道到处级以下就能起实质作用？其实，如果这样的制度在处级以上起到作用，自然会辐射到处级以下。对处级以上毫无作用，无比夹生地复制到处级以下，不过是复制了这个制度的无能。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