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银玉芝

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背后有个小故事值得说一说。该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回忆，朱镕基没有对书刻意地增加或减少什么内容，“我感觉他是愿意担当的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看法:当时话我说出去了，现在你就不要在内容上再给我改什么了。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外国记者是不会给你遮掩什么的，不能出书后与外国媒体当时刊登的不一样。”(9月24日《南方周末》)

这对于政治家和各级政府来说应该是个常识，政治家说过的话要兑现，政府出台的政策要坚决落实，不能朝令夕改。但这样的常识，屡屡被有意或无意遗忘，最新最受关注的例子，大概是山西的煤矿国有化。

根据山西4月发布的10号文件，最新的方向，被称之为国有化。按照规划，7家山西省国企将收购或控股山西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国有化也进行得出奇般的顺利，文件出台4个月后的今天，山西全省近2600座中小煤矿基本都签订了被整合的框架协议。这场煤矿兼并重组的目标，是要建设规模更大、更现代化、标准更高的矿井，目的是要解决矿难问题，彻底抛弃带血的GDP。但国有化之后，安全是否就不再是问题？就在今年2月，山西焦煤集团的屯兰矿爆炸，该矿是山西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管理最严格的矿井之一。

事实上，在此之前，频发的矿难逼出了上轮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其方向却是和这轮国有化相反，而目的却是相似的——希望通过明晰的产权来根本上解决矿难问题。从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给个人，到将煤矿做大做强、兼并重组给国企，时间不过经历了4年。

这4年里，仅著名的温商“炒煤团”就拿下了500多座煤矿，砸下了500多亿元投资。(9月24日《温州商报》)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于温州民间资本。在出口不景气、中小企业借贷难题未解情况下，这些投资的沦陷，无疑对于民企转型和渡过难关非常不利。

所以，就在规划出台后的这4个月里，昔日道德上被矮化的煤老板也罕见般得到同情。是的，即便手上沾满鲜血的煤老板，赎买其煤矿产权，也需要正义的程序。从法治和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不接受赎买也是其可以选择的权利。

仅仅4年时间，改革的方向经历了一个大轮回，如此迅速的政策转变，被伤害的民企又该怎样抚慰？今天的煤矿国有化不仅是对民营资本同等权利的收回，同样是对4年前产权明晰政策的纠正，之所以要纠正，大概是因为上一轮改革的方向不对？政策如此回摆，显然对于政府信誉会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上一轮的改革，是如何出台的，又有谁对此负了责任？更进一步，本轮国有化的改革方向，出台的程序是否又科学，民间资本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

我们注意到，这轮山西煤矿的国有化浪潮，和各领域国进民退的大背景高度吻合。煤老板的被迫隐退，大概也是该轮国进民退中民企发展、转型的一个缩影。但这条路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对谁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