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彬

据报道，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涉嫌受贿人民币100多万元的案子，由广州中院审理。卢对“受贿”的事供认不讳，但表示，“有些收了钱但他没有为送钱人谋取利益”，因此不算受贿，“只是礼尚往来”。

收钱不办事就不是受贿，这话让人觉得像周星驰电影里“嫖了不给钱就不算嫖”一样无厘头。但认真地从法律上探究，却并非这样。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即受贿罪的客观行为分为两种:(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索取财物；(二)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且还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有客观上满足了受贿罪的两种客观情形之一，才构成受贿罪。

可见，虽然收受他人财物，只要不为行贿者谋取利益，即不构成受贿罪——“贪赃枉法”是受贿，“贪赃不枉法”不是受贿。

就本案而言，针对卢的辩解，检方应该有充分的证据:相应的送钱者表示，虽然还没有办事，但卢锦洪的关照“影响力无可估量”。证据其实否定了所谓的“收钱不办事”，相信卢最终会被绳之以法。

问题是“贪赃不枉法”的辩解，的确有法律上的依据，这实在有悖普通人对法律正义，以及官员廉洁的期许，这种法律规定和民众的心理巨大落差，颠覆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想到这个问题，“贪赃不枉法不是受贿”这话，就显得很不轻松了。

中国古代法律一贯严惩“贪赃不枉法”者，从唐代的《永徽律》开始，就把“贪赃枉法”、“贪赃不枉法”和强盗、偷盗等行为，一并纳入“六赃”。这两者都构成犯罪，只是量刑上，前者重于后者。如唐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者”，收贿一疋布帛杖打一百，每多一疋加一等罪，十五疋绞刑”，而“不枉法者”，收贿一疋布帛杖打九十，每多二疋加一等罪，三十疋处流放。

而到当代，“贪赃不枉法”居然并不构成犯罪，往往作为纪律问题处理。从“常识”上说，盗亦有道，“拿人钱财为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钱，居然不去为他们办事，就构成双重的“过错”。正像网友所调侃的:“贪赃不枉法”不是受贿，是诈骗！

将“受贿罪”和“行贿罪”的构成相对比，更能体现“贪赃不枉法”这一规定的不公平:我国刑法389条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法条引申意思是:即使被勒索而被迫给了财物，但只要国家工作人员为你谋取了不正当利益，那你就构成行贿罪。

这样就有两种更无厘头的情况——某人行贿官员，官员因没有“办事”，而无罪；某人被官员勒索，被迫行贿，却因为官员“办了事”，而自己被定为受贿罪。这种黑色囚徒困境的博弈，最终会引导腐败分子做出怎么样的“理性抉择”？

官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其道德操守、廉洁性，在法律上应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标准，而现在受贿罪的门比行贿罪的门更窄，实在有违公平。在中国当下法治、行政体系相当不完善的情况之下，这种“贪赃不枉法”更成了某些腐败分子怀中利器。这条制定于上世纪的法律该改改了。(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