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二例甲型流感患者确诊后，山东有关方面正在寻找与该病例有密切接触者，据悉，与该患者同车厢的乘客已找到19人，另有43名密切接触者仍在紧急查找中。而对于“为何没能及时隔离甲型流感患者同车者”的质疑，济南疾控部门表示，“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在没有确定疑似病例的情况下，我们无权对同车抵济的其他人医学隔离观察。”

对于济南疾控部门未能及时隔离甲型流感患者同车者，舆论一直颇有指责之意，虽然疾控部门此次解释自己是“依法”而行，许多人依然不买账，网上跟帖多有挞伐之声，如“先把全车人放走，然后再去费力地寻找。不长脑子，丢山东人的脸”；“必须立法规定在必要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如强制检查、强制隔离等）”；“不隔离可以先登记啊”等等，这些观点显然代表着一部分民意。

我认为，济南疾控部门未能及时隔离流感患者同车者并无可指摘之处，原因不仅是“合法”，而是这种做法符合正常的人权保护逻辑，毕竟，隔离是对公民自由的一种剥夺，强制检查是对公民身体权利的侵犯，若无法律授权，以及明确的紧急情况之下，万不可轻易采用。疫情防控固然重要，但它不意味着可以“压倒一切”，倘若随意将疫情防控手段“升级”，威胁到公民人权，那这样的“防控”将比疫情本身更可怕。

事实上，法律之所以做出“非疑似，不隔离”，初衷也在于此。出于整体的公共利益考量，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战争、疾病等），公权力确实可以有所扩大，同时，公民的权利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渡，但无论如何，公权力的扩大都不可能没有边界，公民权利的让渡也不可能没有底线，维护公共利益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必须让公民权利的受损为最小，或者说，以伤害公民权利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永远是“最坏的选择”，除非已经穷尽一切手段，切不可行之。

因此，我们不可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对济南疾控部门进行指责。虽然在当时，“加拿大”、“发热”、“咽痛”、“头痛”信息确实让疾控的“感觉”异样，但是，作为公权部门，在作出涉及处置公民权利的决定时，不可能靠仅仅“感觉”，没有科学的、明确依据，疾控部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行旅客。至于采取“不隔离先登记”的方式，其实亦难行，因为个人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等属于个人隐私，不是随意可以向他人提供的，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强制采集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与非法搜查几乎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