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第370期

前两天《锵锵三人行》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梁文道在里面说目前在中国有某种程度二元经济问题。他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台湾学者去北京、上海的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在全世界都标榜东西最便宜的超市去，发现里面许多商品放在台湾都觉得是很贵的。

梁文道说，其实他不了解的是，中国真正底层的百姓，真正的平民，是不会去这些超市里去买东西的，他们有自己的经济世界：路边的小摊、菜市场、夜市……他们的经济世界和那些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世界是不相通的。上面的人赚了钱，不会去买下面人的东西；下面人在市场里卖东西赚了钱，也依然只是在小市场里消费。

按梁文道的说法，这其实是两个经济世界，虽然这两个世界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物理空间里，但是平时却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这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加大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但是却蕴含着比“贫富差距”这四个字更大的意味。因为如果是两个“世界”里面的人，下面的人虽然会对另一个世界的人偶有羡慕，但也只是抬起头来看看：哦，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也能这样就好了。然后就会又低下头去继续骑着三轮车走在大街小巷里收垃圾、开着黑摩的载客去了。

这难道不是现在中国的某种现实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想直接说“他们”，但是没有调查，恐怕打击范围太大——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在路旁支起一个麻辣烫的摊子，数着人们吃过的竹签，计算着每天挣多少钱；他们的孩子上打工者子弟学校，但是学校被拆除了，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知道孩子春节过后还能否上学。”

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吃苦耐劳，他们的坚韧、他们的隐忍、他们的自强不息确实令人感动，反思自身又让我们感到惭愧。可是也正是他们这些所谓的美好品德，致使他们对自己的权利漠视，当自己应有的保障没有落实的时候，当他们在城市里遭受歧视的时候，他们只剩下那些美好的品格，成为他们唯一的支撑。

所以，媒体上不断被探讨的国富论与民富论的争论，到底意义何在？单凭几个学者，几十个时评作者，几百篇时评文字，就能改变这个社会？就能推动社会进步？就能实现国富民也强？

中国多个大省已经“富可敌国”了，广东的经济总量都超过沙特了。这个新闻让许多有良知的新闻人所不能接受。蔡晓辉在评论说，恰恰是和沙特的对比更令人愤怒，因为在经济总量之外，沙特的免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及降低食品价格等各项福利措施都远非我们所能企及的，更遑论政府对大学生的补贴、无息的住房贷款、被免去的个人所得税……

总之还是说的那句老话，藏富于民，民富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说了千万遍，为何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财经作者苏小和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悲观的写道：

我看了陈志武最近的一本访谈结集，《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发现关于当下中国经济的种种追问，其实都已经说尽，只可惜这个国家依然一意孤行，让陈志武甚至有些失望地说，有些人，有些事，中国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问题出在了哪里？问题就在于，这被说尽的道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在乎？

唐卫毅说，期望“民富”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可是，这个共识到底是多少人的共识？那些理发只到路边花两块钱的人们，他们可知道何为民富？我那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可了解“藏富于民”的意思？那些千千万万的底层世界里的大多数，他们可关心自己“负福利”的社会现实？

如果这种讨论没有他们的参与，如果政治的角力只发生在第一个世界里面，争论又怎么能不只停留在争论阶段？

前两天在远文的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则信息：

孩子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找学校找了十几所，很难满意，地不够干净，灯不够明亮，木头黑板，没有食堂，老师看起来素质不高，都是她挑剔各个学校的理由……这种“苛求”在农民工中并不常见……不想将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条件也不咋好的妈妈也想尽全力满足孩子的那份用心。

不知道大多数人看到这则信息会产生什么想法？也会像之前的那些专家一样，认为这个家长“不够吃苦耐劳”吗？会认为这个家长挑剔吗？会咕哝一句：“有个上课的地方就不错了”吗？

我之所以能举出这些疑问，是因为在以前，我真的会这样想。但是现在我却觉得这样的妈妈才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希望。

一个社会的进步，更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理论上的争执和报纸版面上的文字，而恰恰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不知足，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挑剔，对自己缺失权利的争取。如果没有这些，如果另一个世界里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想和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活得一样，获得一样的权利，那别人为什么要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呢？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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