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五四”的后果里。理解的浅一点，你看我们现在说话、写字都用白话文，这不就是当初“五四”运动的直接后果吗？

可是，要说的深一点呢？那场发生在九十年前的运动，到底给我们留下了点什么呢？

我不能假装深沉的说，我对五四精神的了解有多么深刻。甚至，在今天早上我到达单位，打开电脑之前，我都忘记了去刻意的提醒自己：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坐在九十年前没有的地铁上，身边大部分都是上班的青年人。但是看过去，他们毫无朝气可言，昏昏沉沉，好像还没从早起的梦中醒过来。

我仰起头来看看北京的天空，灰色的空气携着燥热的温度，明晃晃的太阳光却又耀人的眼。九十年前，也有人同样仰望过这片天空吧？但是，同一片天空下的不同年轻人，却真的大不相同。

所以，我们谈五四青年节，或许要从最根本的问题谈起，什么是青年？——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发问，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十几年，当时的梁启超发表他那著名的篇章《少年中国说》的时候，曾动情的写到：“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青年人是一个特指的族群，但是在梁启超的眼中，更是国家的某种气质。只不过，这种气质，在九十年前，我们在寻找；在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追寻不到。

原因何在？

或许，刘敏之前因为媒体为纣王翻案而发出的感慨有助于我们去寻找答案。在那篇评论中，作者提出了一判断，历史是被制造出来的，记忆是被管理的。这是历史背后的政治问题。

对刘敏这篇评论的过度阐释，也可能会让我们理解五四走向曲解的极端。但是我们谨慎依照这个思路来看2009年5月4日关于“五四”的一些评论，或许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五四的内涵，传承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

说道爱国主义精神，毫无疑问，这是由新文化运动转到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线索和诱因。如果当初的新文化运动的仍旧局限于打破传统，传播新知的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话，那么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俊们，开始走出学堂，开始广泛的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

在当时的贫弱中国，这几乎是人们记忆的主线。当年青的学子们，冲入赵家楼，“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密切的绑在了一起。

在这个记忆的情景下，记住五四，当然就是记住爱国主义。

但是，同样是这件事情，羽戈却记住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叫做梁漱溟。这个同样也为我所尊敬的老人认为，纵然曹汝霖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当羽戈的记忆中，充满了类似的历史片段的时候，他反问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现在的愤青是不是会少一些呢？

与羽戈不同的是，王晓渔则跳出了五四的历史圈子，转而单纯的讨论青年人的文学和思想问题。或许，他的解读更具现实意义，当我们的年轻人面对的不再是外患频仍的积弱中国的时候，当我们的年轻人们更愿意在博客、豆瓣上而不是在街头政治中，度过自己一天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的年轻人更追捧电影而不是书籍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五四青年节？

我们所纪念的五四，当然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一天的24个小时，它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片段的集合物。它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片段，有白话文运动的片段，有爱国主义的热情，有“打破孔家店”的呐喊——当然，也还有很多，我的头脑中，没有制造出来的记忆。

那在这些记忆中，谁才是主流？羽戈看到的是理性；王晓渔看到的是思想；吴稼祥看到的是民主，更多人看到的是爱国主义……

在这些争论之外，单士兵的观点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在他看来，五四及其当时的那些人物，已经被现在的我们符号化了。“一提到五四，人们总离不开‘现代’、‘传统’、‘启蒙’、‘民主’、‘科学”之类的‘关键词’。”但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他特有的一个五四印象，每个现代公民内心都应该笃信“一个人的五四”。只有这样，才会织成这个时代公民诉求的思想支撑，每个青年也才会获得真正站起来的精神力量。

那我这个人的“五四”又是什么呢？

就我个人而言，较之于那些宏大的叙述，和标签化的解读，吴晓波假设式的疑问更令我感到动容，我也愿意以这个假设，来结束本文：

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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