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3月10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经济学家迟福林的新作《第二次改革》，以及香港资深传媒人纪硕鸣和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周东华合著的《中国新政》，日前相继出版。两本新书都认为，中国应该推动第二次改革，作者迟福林和纪硕鸣作客《听风录》，探讨中国如何解决现阶段面临的棘手问题。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们知道全国两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那么改革开放30年，我们知道在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所以在这次全国两会上，大家一方面关心反腐、关心民生，同时又关心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如何在非常稳妥的情况下箭步式的向前发展。

那么与此同时，正好在这个时候，两会召开之前，在全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第二次改革》，一本是《中国新政》，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第二次改革？中国新政？

解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入日渐多元化的新阶段，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出版新书，提出中国应当推进第二次改革。

迟福林认为，第一次改革解决温饱问题是主要挑战，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和政府的转型，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和绿色。

与此同时，《亚洲周刊》资深记者纪硕鸣和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周东华也出版新书，题为《中国新政》。认为建国后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战略思考，那就是革命立国、改革建国与和谐富国。

该书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增长、失衡，中国在承接上一个战略时代留下巨额财富的同时，更需要面对财富背后被掩盖的十大问题。包括模式转化、利益多元、上下博弈、腐败泛滥、增长模式、公共服务、民主法治、社会公平、社会循环和经济发展。

邱震海：好，那么现在两本书的作者迟福林先生和纪硕鸣先生分别在我们的北京和香港的现场，但是请出两位嘉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关两位的一个背景介绍。

解说：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2009年人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名单。

纪硕鸣，《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曾连续五次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新闻报道奖，2009年荣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记者大奖。

邱震海：好，我们现在在北京现场请出迟福林先生，您好迟教授。

迟福林：你好。

邱震海：非常感谢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二次改革是您在您的新书当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第二次改革您认为目前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还是还没有开始，未来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努力去开启这个改革的进程？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是的，第二次改革应该说正处在一个历史选择的关节点上，也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第二次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

迟福林：因为我们有一个大背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温饱问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我们现在正处在如何从一个生产、投资主导的大国走向一个消费大国。

解决温饱中国走向消费大国

迟福林：与此相关联，我们能不能从第一次改革，我们说那次改革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建立一个适合生产力活力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我们现在呢，既要面临着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须建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体制

迟福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能不能够放弃GDP为目标的增长主义，走向以公平、可持续发展，应该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选择时期。

邱震海：其实您说到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想想，如果在30多年之前，当年邓小平开启第一次改革，当时也是步履维艰，幸亏当时有个邓小平。现在要开启，像您说的第二次改革，您认为最主要的难点和干关键可能在哪里？

迟福林：我想这个基础已经开始形成，因为现在老百姓，我们过去主要是温饱问题，吃饭、穿衣，现在大家的公共产品需求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第二次改革的关键和难点

迟福林：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毫无疑问的，要促进我们第二次转型，从我刚才谈到的，从一个投资、生产大国转向一个消费大国。在这个背景下，因为社会的需求有了，那么这个背景下，关键和难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是政府转型。

政府转型重中之重

迟福林：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够转到以消费为主导上来，取决于是从政府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还是市场为基础的主导方式。我们的社会体制，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也需要确立政府在整个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我们某些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务实地来看，也在于推进能以政府转型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乃当务之急

迟福林：所以在我看来，政府转型是我们第二次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邱震海：好，政府转型是关键，其中包括行政体制改革以及一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留下了未来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是不妨把我们目前的讨论先停一下，我们看看《中国新政》的作者纪硕鸣先生是怎么看的。你好硕鸣。

纪硕鸣：你好。

邱震海：你怎么看迟教授提出的第二次改革的观点，我知道您在书里面提到中国新政，首先您怎么看第二次改革这么一种观点？

纪硕鸣（《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我想提出这样的思考，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就是说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我记得邓小平讲过两句话，第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际上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共同致富时代已经来临

纪硕鸣：说到中国新政，中国新政实际上它是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基础上，走向全面富裕。

中国新政以民生为主

纪硕鸣：目标就是精神和文明的全面富裕，方式是应该是依法治国，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也是这次两会的重点，就是以民生为主，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关切点，就是要巩固执政地位，每一句话后面都可以延伸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讲到中国新政和改革，我觉得在总体方向、目标，我们思考的都是一样，只是提法上大家有些不同。

邱震海：您这边说中国新政，迟院长提出是第二次改革，不管是新政还是改革，你们关心的问题是一样，刚才您已经说了。但是如果说双方切入口或者切入点有哪些不同的话，您觉得新政和第二次改革的切入口有哪些不同？

纪硕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出更多的还是用统筹的观点，因为改革讲的也是比较多，而且30年来都是用改革的词汇。

新政：以统筹解决当前问题

纪硕鸣：然后西方现在也在提改革，很多老百姓对消费改革这样的词汇已经有点厌倦了。事实上我们也觉得用统筹的概念，实际上是要解决在30年改革发展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些纠偏，或者说应该更平衡协调的发展。

邱震海：好，当我们讨论到现在，我还想听听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您提出改革，纪硕鸣他们提出新政，在新政和改革之间，提出中国需要统筹，用统筹各种矛盾来解决和谐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用改革的方法。您觉得这个跟您的思路有什么出入点？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迟福林：恐怕这个侧重点不一样，我讲改革是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国。

统筹与改革侧重点不同

迟福林：改革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第一次改革很多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什么要强调第二次改革呢？是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如果我们的改革，能适应于中国发展阶段的特征，或者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有统筹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有新政的基础。

改革是统筹的基础

迟福林：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这种转型，恐怕更多的，或者它的基础性的东西，在于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到，顺应发展新阶段我们一些相关领域的改革，能不能有共识，能不能有措施，能不能够有所突破、有所作为，我想这是一个关键和基础。

邱震海：好，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30之后，我们目前现阶段面临的，拿迟院长的话来说，阶段性的特征是什么。如果说要为了开启新政的话，中国目前，以迟院长的话来说，第二次改革它的任务到底又是什么，在改革和新政之间，两者的关系以及两者的承接程度以及承接的范围到底怎么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