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讲到香港的左派，讲到香港的过去的爱好者，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在讲爱国，也有左派和爱好者的定义。叶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如何理解一个爱好者，您当年是爱国的动机，您当年怎么看，您当年的爱国的动机和爱国的者的一种定义？

叶国华：其实我们在香港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家里面住在深水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动机说，我们怎么对国家有什么要求，因为抗战以后，最初一个阶段，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住在香港，那个军队叫新一军。

所以那个时候也引起一些街头，一些小的一些冲突，后来这些军队就调走了，所以在那种氛围之下，其实一般的老百姓都对自己国家有一种认同感。

爱国“始于”青天白日满地红

叶国华：我记得我们下时候，到了双十节，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都会出现大家做了一些叫做双十的那个灯笼，而且也挂了那个叫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慢慢培养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所以老师说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对国家的爱国的认识，是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双十节，那种的气氛之下认识祖国的。因为我们是少年时期，如果比我再前辈的，他们可能是参加那些革命运动，可能是更深刻，但是我们其实是香港的社会改变的过程里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改变，我们不断调整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们认识国家的过程。

1949年后开始转向认识毛主席

叶国华：后来到了49年和50年以后，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就从认识那个蒋委员长的，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慢慢就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毛主席，那这也是跟社会环境有关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在一所，没有这么多参与对国家的了解那个学校里面，很可能我就跟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相信对一个香港的居民来说，大的环境对我们的塑造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不感觉到我是很有动机的去说从事爱国，我只是历史的环境的影响的结果。

邱震海：但是由于当年爱国的一些运动，事实上也给你带来许多的磨难，比如说我们知道在40多前，香港有一场六七暴动，那么这个当时从内因来说，是由于港英政府当时内部的管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外因也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的文革的兴起，但是他最后的一个客观的效果，是导致了港英政府严肃的来反思，自己在管制上出现的问题。您当时是中学老师，也直接的参与或组织了这场运动，您现在反过来怎么看，当年这场运动，以及后来您受到的一些磨难？

当今游行示威受法律保护

叶国华：我看用磨难这两个字，是比较语重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主持那些游行、示威等等，因为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是非常，很自由，很轻松去从事，这些祖籍的活动，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站在亲中国的立场，认识我们的所有活动是在英文的监察之下。

昔日“爱国”在英国人检察之下

叶国华：所以这个做法是跟现在有点不一样，我相信这次的法律环境跟社会环境的结果，我们还是要感觉到，在那个时候，港英他还是依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说他要很大的波函，也不一定是这么严重的，但是可以说，那个时候也是界限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的特殊环境的结果，所以我看这已经都是过去，对我们来说最大好处是让我们增加了对国家的了解，而且这个历史也从中我们学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