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麟：好了，欢迎回到《时事开讲》。这一节，我们讲一讲公共外交。在9·11之后，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之前美国这种公共外交垄断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很多国家已经逐渐利用这样的手段，来去为他们的国家利益而服务。

在这个领域，中国虽然是刚刚起步，但是已经有所作为。除了一般性的媒体网络之外，还利用很多重大的一些事件，包括庆典活动来去开展公共外交，像这次的两会也是一个开展公共外交很好的平台。

相关话题，我们请邱先生来点评分析。邱先生，这一次谈到公共公交，我们想谈一下温家宝在之前的记者会，发现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给外国记者去提问。你来我往，有答有问的，而且去回应中国傲慢论。我们能不能理解他是利用公共外交的形式，去释放他的意思？

再谈中国公共外交须有思想高度

邱震海：对，你刚才是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确实温家宝的记者会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是给了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里面，相当一部分问题是问，除了贸易等等一些敏感问题以外，其实是在问由于中国崛起，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所谓的中国傲慢论或者外交傲慢论，温家宝确实也是做了一定的回应。

所以我认为从大的框架上，刚才你用了四个字叫“公共外交”，以前我们也讲过，其实现在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外交其实面临着两大任务。一个是事务外交，就是在技术层面上，每天要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另外一个就是公共外交，所谓公共外交就是要树立你的国家形象，你要消除你周围或者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对你的舆论上的压力，也使你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这种公共外交，其实现在对中国越来越重要了，而由于中国崛起，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这个傲慢，那个不好等等，所以中国更加需要在公共外交上有所着力。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就叫《公共外交通讯》这么一本杂志，所以看到公共外交，已经提到一个相当大的日程上来。

而且，看得出这次温家宝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中国傲慢论，其实跟之前杨洁篪外长在人大记者会也回应中国傲慢论，而且杨洁篪外长其实是在没有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傲慢论的情况下，他自己提出这个话题。

我们如果有心把这两个人，一个外长，一个总理两个东西先后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总理也说了，你的问题正好让我有阐述的机会，可以看出其实是中国官方，我认为有的放矢的在做一些公共外交上的，战略上的一些部署来回应中国傲慢论。

首先，我认为这个目标树立的是非常正确的，这个时机也进行的非常合理，通过外长，通过总理回应的，基本上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要指出的一些，我觉得中国崛起面临着国际舆论上的压力。

这里面的压力我们要细分，有来自政界的，有来自民间的，有来自舆论界的，有来自西方的知识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西方的知识界，对它民间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里面，刚才是来源，如果从性质上分，有完全充满敌意的，有遏制中国的，战略上的敌意，也有人性自然的误解，也有人性自然的误解一步小心在你被回应一方处理不好的，它有可能会转变你的性质，会转变成对你的敌意。因为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几百年，至少是几百年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人类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以前我们说的心理产生重大冲击。

西方至少在过去500年，它是高高在上的，中国是衰败的。现在这么一个庞大大国要崛起，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都感到疑虑，会感到猜疑。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西方人的话，恐怕也会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善意的误解，也有战略上的敌意，这种善意的误解和战略上的敌意，有时候一步之遥很容易转化，就看你中国的公共外交做得如何到位。

如果你做得到位，也许你可以在相当程度，在以前的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我想用的非常到位，可以很好的化解。如果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把原来是人性自然的那一部分误解，很快的使它上升到那种战略上的敌意。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在未来，我的浅见，在公共外交上要注意的。

王若麟：您说公共外交，您提到这个概念已经解释很清楚，它的目标、策略，包括一些方法论，包括外交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呢？

邱震海：我觉得它首先是有个阶段性的，当中国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来自西方政界的压力，西方政界，而且这部分压力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敌意的。你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在军力上，在中国军事问题上，包括贸易问题上，人民币问题上，谷歌问题上等等一系列。

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那种以前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打引号，不太确定敌我矛盾，那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政界的矛盾，但是它有一些社会基础，它有社会基础，就广大的西方民众，由于它对中国崛起感到一种疑虑，感到一种猜疑，感到一种不确定，所以他有一种人性自然的恐惧也好，疑虑也好或者等等，有一些不安也好。

在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一部分政界的对中国充满敌意，所以如果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和其他的各界在处理公共外交上能够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尤其是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你针对政界，那当然完全用政治斗争的手法，政治交锋阐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你针对的是它底下的社会基础，是广大民众，是人性自然的反应。我们如果换位思考，我们如果是西方人，我们也会产生如此的反应，我觉得可能就采用的，不应该是政治斗争的手法，而是应该占在一个人类公共的房顶上。

王若麟：怎么理解？

邱震海：人类共同的房顶上，房子是我们共同的房顶，你是西方，只不过比中国早发展几百年现代化而已。在西方过程中有盲点，中国同样也有盲点，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房顶一定不是我们现在经济冲突的房顶，也不是我们政治纠纷的房顶，更不我们战略冲突的房顶。

而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思想精神，或者我们共同的情绪去梳理。共同的情绪，包括过去几百年现代化道路，大家是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类共同的轨迹。其实在东西方过程当中，我们共同都会有一些思想上的盲点，以前我记得春节前，我在这里也讲过，在过去几百年，东西方。西方比东方现代化早几百年，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它完善的世界，也有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完善的世界，它用它的物质文明，用它的价值观，使，包括东方在内的全世界都为之收益。

它有完善它自己，它原来早期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被后期的自由民主人权所期待，但是遇到来自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崛起，它的盲点开始产生了，它原来的那种西方傲慢主义，西方族群主义开始重新从深层浮上表层，这是西方的盲点，当然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几百年，我们相对比较落后，比较滞后，所以我们现在一夜之间起来了。

温家宝总理昨天也说了，中国人民大部分受西方奴役，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心底有种历史悲情。这种历史悲情再加上我们迅速崛起的实力，不可避免的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产生某些情绪上的盲点。

我们能不能站在这种共同的盲点基础之上，站在我们共同的屋顶梳理我们彼此的情绪。这个绝对不是经济的对话，也不是政治的对话，也不是政府之间各说各话，站在自己的圈子里阐明我自己的立场。

这当然也是一种对话，但是这是叫自说自话的对话，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对话。所以春节之前，我在这里说过，其实中国崛起给人类提出一个新的挑战，我们是需要呼唤思想家的时代，是需要在东西方呼唤或者呼吁思想对话的年代。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公共外交，如果能有一些思想上的角度，或者思想上的深度，有一些哲学上的高度，其实我觉得公共外交不光，或者甚至不应该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你是去要消灭一个敌人，而公共外交是要去化解一个敌人。政治斗争面对的是政界的敌意，公共外交面对的是来自西方民间，广大民众，它可能是非常人性自然的那种误解，猜疑、不解和不安，所以它的目标，它的手段，以及它诉诸的范围和策略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王若麟：好的，谢谢邱先生，稍候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会继续为你《时事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