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我为什么要为富人辩护？

去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对贫富差距口诛笔伐，似乎通过向富人征税，再经过政府转移支付给穷人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全球公认有效路径。

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斗地主、分田地”这样的办法不仅无助贫富差距的缩小，而且对诚实经营致富的高收入阶层进行惩罚性征税，会引发道德风险和严重的经济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总统经济政策顾问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便是“劫富济贫”的强烈反对者之一。他在媒体撰文，公开声称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也因此被指责是代表精英阶层替富人说话。

曼昆为富人辩护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向富人征税？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又将如何解决？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格里高利•曼昆教授。

访谈嘉宾：曼昆 曾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教授，畅销世界经济学教材《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作者。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葛羊

一．消灭不公平制度，而非贫富差距

凤凰评论《高见》：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您对此担心吗？

曼昆：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假设在一个星球上，大家都过着相同的生活，收入一样、支出也一样，不存在任何的收入差距，政府也不需要征个人所得税。但忽然有一天，某个类似乔布斯的企业家发明了一件产品，非常畅销，大家都希望得到，但只有乔布斯一个卖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乔布斯就会变得比别人富有，于是绝对的平等主义被打破，那么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就面临难题：是否要对乔布斯超过平均的财富征税？如果征税，那么就很难鼓励创新，如果不征税，那么就会出现贫富差距。那么你会怎么办呢？

凤凰评论《高见》：适当征税，让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样既鼓励了创新，贫富又不至于差距太大。

曼昆：怎么征税才算适当？什么样的贫富差距才算合理？

1970年时，收入差距比现在要小很多，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7%左右，而今天是17%，那么70年代的收入差距就比今天更合理？如果是这样，我们回到70年代是不是更好？

凤凰评论《高见》：并不是贫富差距越小越好，而问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会产生很严重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能够引起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吧。

曼昆：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常常把平等和公平这两个概念弄混。平等就是我之前讲的乌托邦，但公平则不是，乔布斯凭借天才一样的创新获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财富，相信不会有人质疑是否公正。

人们觉得不公平，主要是因为少数人通过寻租等不正当手段钻到了制度的空子而发财致富。由此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继续恶化，仅靠经济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二．富人避税办法多，中产阶级易受伤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便处于这样的情况，寻租成为不少人致富的手段，怎么解决寻租在中国的问题？

曼昆：抱歉，我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十分了解。但从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尽管也存在着寻租等行为，但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场的杠杆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此外，我还想说明的是，尽管1%最高收入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们支付的所得税却超过了40%，是剩下95%人群的纳税总和。我当然并不属于这最富有的1%人群，但仍然认为不能再对这部分人增税了。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巴菲特呢？他是属于最富有的1%人群，但他曾经说过他交的税还没有他公司前台的多，所以他还呼吁多缴富人的税，您怎么看？

曼昆：准确的说是税率，而非金额。巴菲特在计算的时候，只是将他个人收入的税率和秘书的税率进行了对比，但是他似乎忘记计算上公司所缴纳的税收，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金额。还有一点要说明，如果我记得没错，巴菲特当时申报的年收入不到5千万美元，这和他超过500亿美元的身家相差太远了，他一定有很多事情没有说出来。

所以，即使对最高收入人群增税，像巴菲特这样的避税高手肯定能够找到方法的，高税负伤害最大的是社会的中产阶级。

三．贫富差距难避免，但未必世代遗传

凤凰评论《高见》：那我们就这么任由最有钱的那些人变得更有钱？这样财富会越来越集中。那么按照皮凯迪的观点，资本收入远大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未来社会会更加不公，年轻人很难依靠能力和劳动获得良好的回报？

曼昆：我非常明白在贫困家庭成长的年轻人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但我也认为处于最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教育和机会与中产阶级家庭并无太大差异。

以我为例，我的父母都没有大学毕业，而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比我当年要好处不少，但与我当年相比，他们面临的竞争和机遇与我当年差不多。

凤凰评论《高见》：那我们就只能接受现实，听天由命吗？

曼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高智商的父母倾向于有高智商的下一代，这也不是靠金钱就能够消除不平等的。

而且我也不认为把财富作为遗产留给后代是件很不好的事情。首先这件事情没办法避免，因为‘收入的代际传递’和‘均衡消费’的存在，人们今天努力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有好的生活，也希望为后代准备高质量的生活，甚至是素未蒙面的儿孙辈，都会考虑到，这是人之常情；另外，人对物质、金钱等消费也是有度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不倾向于赚多少花多少，他们倾向于每年的消费均衡在一个水平上，这样不仅可以保持好的生活品质，同样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准备。正是‘收入的代际传递’和‘均衡消费’的存在，导致财富不可避免地被留给了后辈。

但是最重要的他们却没有注意，即所谓‘均值回归’：父辈的收入非常高，他们孩子的收入会低一些，尽管较之平均值还是很高，但比父辈的收入还是要低，这样一辈一辈传递下来，再高的收入、再多的财富也会趋于社会平均收入，这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福音，不管收入多低，你的孩子收入会增加，一辈一辈传递下来，也会趋于社会平均收入。

曼昆认为，通过政府提高累进税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收入差距并不能改变贫富不均的现状，相反如果是因为劳动者技能或者科技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政府的“多此一举”反而会破坏经济秩序和影响经济效率，而如果是因为寻租等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则需要通过制度和监管来正本清源。

在全球高喊“向富人增税”的今天，曼昆能够提供另外一种观点，而且他有着长期研究和大量数据作理论支撑，并非是非理性行为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学术态度本身值得尊重。

可是，现实是复杂的，长期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曼昆教授也有一些局限，他带有很强烈的美国精英主义味道，以美国为中心，而忽视了全球的经济变化。

但这并不影响曼昆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