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20日首次以事实推定方式认定四川圣达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佘鑫麒存在内幕交易，同时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呼吁出台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据4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证监会员工李莉陷入举报门，证监会最后辟谣，用官方口吻斩断了民间对证监会内幕操作第一案的臆想。突然，证监会又呼吁出台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旨在大力打击上市公司高层的内幕交易。作为内幕交易认定的裁判员，证监会的义务与权力实在需要更为具体的限制。

笔者曾与证券业业内人士打过交道，可以说笔者是看着证监会的监督权力日益变大。由于内幕交易处置权在证监会，普通司法进入缺少先例，一般认定为内幕交易，基本上最后就是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市场禁入三个套路。随着内幕交易手段越发高明，内幕交易认定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被认定为内幕交易的“门槛”也越来越高，所以也难怪去年基金行业爆出老鼠仓，今年证监会又出现李莉事件。

不过监管难度加大不应该是举证义务外推的理由，任何行业监督处罚都应该受到基本法理的约束。由于证监会监管大致归为行政执法一类，监管者具有完全的举证义务。如果举证义务推给投资者，难免公权力寻租，担心对证券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

最坏的后果其实并非权力寻租，监管权力放大后监管者的恣意妄大恐怕不只会带来腐败，更大的伤害在于带来对监管者监督的空白。作为监督者、裁判员以及上市公司、基金公司各类行为的审批者，证监会完全有能力提前知晓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可能牵扯到巨额的利益。同时，巨额的利益由于缺乏有效的司法处置法案，利益有可能向金字塔顶端流动，这些将完全颠覆目前证券行业的游戏规则。

欲速则不达，笔者以为，证监会想一举扫除内幕交易的急功心思可以缓一缓，首要的应该是肃清内部的蛀虫，阻断监管权力寻租。另外，决策层应该尽快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证券市场违法犯罪根据司法程序做出处置。 赵志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