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经济学家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自从铁道部顺应民意，推广火车票实名制之后，学术界一直关心实施的效果。事实证明，只要铁道部着力推广，这项制度就可以收到显著成效。但是，中共中央党校一位学者却颇有微词，他认为铁道部推行实名制是“劳民伤财，对社会纯属浪费”。这位学者使用了一个经济学概念，认为在火车票销售中存在所谓“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某商品，可是，由于价格管制却以低价成交，这样消费者内心愿意支付价格与管制之后成交价格之间就有了差额，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额，所以才会导致黄牛党出现。铁道部应该提高车票价格，而不应该向“身份证验证设备供应商”“让利”。当然，火车票价格放开之后，可能会加重外出打工民工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位经济学者建议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希望“乡政府出具打工证明、企业的雇佣合同等”，再返还给民工一定的折扣。

这样的观点令人感到啼笑皆非。首先，“消费者剩余”是在分析竞争市场使用的概念。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在多元竞争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剩余现象有助于生产者发现并且调整价格，与其相对应的概念是生产者剩余——生产者销售所得的收入减去实际成本所得的收益，它与消费者剩余构成整个社会“市场总剩余”。在非竞争条件下使用这样的概念，完全是方枘圆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一些学者习惯于生吞活剥，把西方一些经济学概念直接照抄照搬到我国，由于不了解这些经济学概念使用的基本假定，出现了不应有的笑话。

当前我国的铁路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模拟市场，由于缺乏竞争性，所以生产成本、生产利润极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消费者剩余或者生产者剩余问题，纯属盲人摸象。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扣除固定投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者成本之后的剩余，而企业的利润除了扣除固定投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者成本之外，还要扣除其他包括运输、销售、储存环节的成本。所以，生产者剩余和生产者利润不是一个概念。在生产者剩余不确定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计算市场总剩余，因而也无法考察整个社会的总效益。

其次，消费者剩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在多元主体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个消费者的主观愿望有所不同，所以，在交易环节可能会出现消费者剩余。但在中国铁路运输领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消费者剩余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农民工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管制的价格。即使在春节运输高峰时期，高速铁路仍然有车票出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铁路普通客车运输具有福利性质的时候，借用市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春节期间火车票价格问题，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在我国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管制极为特殊，政府既不是根据生产成本或者服务成本制定价格，也不是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价格，而是根据历史成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制定管制价格。这一点在中国的电信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在电信价格听证会上，笔者多次要求电信部门拿出详细的成本价格清单，可是，无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政府部门，都感到十分为难。现在中国铁路运输成本究竟多少，政府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面对公众的强烈质疑，铁路运输部门提供的成本价格标准，是在没有对铁路运输效率进行核算基础上制定的成本价格标准。铁路部门为了提高价格，在成本核算的时候一定会将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成本计算在内，按照铁路运输部门的计算方法，火车票的价格一定会低于运输成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财政支持，争取社会同情。

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利益博弈结构中，不存在消费者剩余问题。现在人们需要关心的是生产者剩余问题。假如铁路部门通过革新挖潜，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那么，火车票仍然有降价的空间。

第三，之所以实行车票实名制，不是解决供需问题，而是解决公平问题。当前我国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的人口迁徙，就是因为在中国境内要素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东南沿海一带集中了大量的生产企业，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不得不像潮汐一样，周期性地南来北往。面对这种现象，政府应当统一调度，敦促铁路部门增加客车供应量，尽快疏散短期人流，防止引发其他社会群体性事件。当短期铁路供求出现严重失衡现象时，内外勾结倒买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就会存在。为了防止黄牛党借机提高价格，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应当敦促铁路运输部门改进售票方式，减少投机性行为。

换句话说，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为了实现公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推广实名制未必会降低效率。因为这样做既可以直接降低火车票购买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减少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技术手段，提高运营的效率。推广实名制之后，一些火车站之所以出现混乱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营者没有改变观念，仍然实行层层验票制度，结果导致消费者苦不堪言。一些评论者不无恶意地揣测，铁路运输部门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证明实名制不可行。但不管怎样，相对于往年人山人海排队购买火车票的场景，人们还是应当对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实行实名制之后产生的效果感到欣慰。我们应该给铁路运输部门一些时间，让他们充分地改变观念；也应当给消费者一些时间，让他们充分享受来之不易的特殊社会福利。(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