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2月3日文章，原题:学校关门迫使农民工子女回家

6岁的朱燕燕（音）刚上完第一学期。这或许是一段时期内她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她所在的学校及周围的城中村已被打上“拆”的标记。燕燕是农民工的女儿，和父母一起住在北京，她知道不久他们就要为高楼大厦腾地方。当被问及以后去哪里上学时，她陷入沉默。

燕燕所在的育英学校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善各庄。首都的许多农民工子女学校都和它一样面临拆迁问题。数千名小学生可能被迫辍学，离开父母回到家乡的学校。这些私立学校通常建在已变成贫民窟的村子，场地是租的，为农民工家庭的孩子提供负担得起的社区学校教育。这是他们从公立学校无法得到的，因为他们不是北京市居民。

传闻，北京大约有300所此类学校，但教育部门只认可70所。余下的学校已默许运行若干年，仍被认为非法。

在朝阳区的崔各庄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5000个座位的8所这类学校，已接到拆除通知。其中7所没有执照。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据官方统计，已有1.5亿农民拥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留下5800万孩子。这些广为人知的“留守儿童”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同祖父母或者远亲生活在一起，得到的是最微薄的照顾。

1800万农村孩子幸运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因为父母有能力照料他们。但他们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多被城市的公立学校拒之门外。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把受教育不平等的扩大，尤其是城乡差别，作为当务之急。北京新一轮的开发及由此引起的学校拆迁，就发生在他发表讲话的两个月后。

包括上海和广东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采取了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公立学校及其他措施。但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子女，尤其是在北京，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进入公立学校的有差别的隐性费用。

育英学校的杨校长说，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学校拆了以后这些农民工家庭就会消散。他说:“公众要认识到，我们所建立的每一所这样的学校，都会使我们日后免于建立另一所监狱。”（作者雷蒙德李，穆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