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旨在为广州交通提供解决方略的研究报告《广州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近日获得全国专家评审通过。这个咨询项目受政府委托，历时三年完成，耗资1500万元，针对当前和未来广州交通状况提出了十大专题上百个建议，其中包括收取道路拥堵费。据市政部门人士透露，最终报告一旦得到政府批准，广州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收取道路拥堵费的城市。

鉴于研究报告内容庞杂，相关建议媒体多为择要刊发，尚不能获知这一方案的全貌。但收取道路拥堵费一策，一经披露，便引发全国关注。不仅央视节目进行专题讨论，民意调查也紧跟其后，高达91.4%的受调查者持不赞成意见，仅有6.6%的人认为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来缓解目前交通状况切实可行。而主管城市交通整治的副市长苏泽群昨天表示，广州暂未研究开收交通拥堵费。

事后看来，这桩来去匆匆的收取交通拥堵费风潮，虽已证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风险，但这番舆论的沙盘推演，却已令其接受了一场完整的公众检验。在咨询机构完成的研究方案中，收取道路拥堵费一说或许只是只言片语提及，副市长的澄清，也暂时厘清了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收取交通拥堵费引发的政策焦虑与权利敏感已异常真实地展开。

依据副市长苏泽群的官方表态，交通拥堵费一说当出自交通专家之口。以当下某些咨询机构的作风，在专业研究的名目之下抛出收取道路拥堵费的建议，完全可以想见。这种专业主义倾向的政策咨询研究，往往只看重相关政策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一面，不虑及政策的公共性一面。事涉成百上千万人利益的公共交通政策，往往就在这种专业主义的烟雾掩护下顺利成行。

作为城市生活系统中的动态组织，交通拥堵造成的精神压力不能小视。在广州，随着汽车拥有量迅速攀升，交通规划管理滞后的问题越发突出，其中蓄积的社会怨气与舆论指责日甚一日。收取交通拥堵费的研究建议，正是在此时刺中公众神经，想不成为焦点都没有可能。

然而，收取道路拥堵费这样的政策起点，首先在于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某种责任判定。酝酿收取道路拥堵费的研究建议，其隐含的判断首先是城市车辆过多，需要以收费调节之。但既然要控制车辆过多，何不在车辆生产与购置的源头控制，而要在车辆使用的末端控制？因此，仅以伦敦、新加坡、纽约、罗马等国际化大都市为例，佐证收取拥堵费的政策合理性，难免令人觉出政策逐利不择手段之感，对专家研究的公共抱负也难有信任。

中国城市汽车社会的来临，是经济发展和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后果。政府大力扶持汽车产业，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汽车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产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政府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兴趣，要远高于应对与汽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兴趣。收取交通拥堵费的说法，令民众条件反射式地触发对这种现状的忧虑，生出对这种政策应对的戒心与忧心。

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从道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到各种交通标识、管理技术，再到城市道路上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的关系等等，都源自政府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公共责任。这就使得对城市交通拥堵的责任判定，首先来自对公共管理部门的问责，而不是对普通交通参与者的推卸。收取拥堵费的研究建议，让民众感受到公共部门对责任的淡化与推诿，某种程度上的不公正感就难以消除。

当交通专家们迫不急待地引入交通拥堵费这样的先进经验，试图为焦头烂额的城市交通状况找到秘诀时，也不得不指出其中的公共悖论与价值陷阱。在如何限制公车都可以成为时代难题的社会，要以收取拥堵费这样的方式，强调普通民众要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汽车社会负上首要责任，确实有违社会政策起码的公正起点。在相关部门作出更周全的城市交通规划之前，在政府公车不再是马路大军中的主力之前，在城市交通治理不再盲目冲动之前，交通拥堵费激发的社会紧张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不是交通专家的技术方案所能尽述的高屋建瓴，而是延伸在马路上的真实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