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热闹的新闻之一，是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公案。偏踞学术之隅的《文艺研究》，与栖身大众市场的《南方周末》，几乎同时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长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称汪晖20多年前的成名作、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疑似抄袭”，并将其抄袭手法归纳为“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和“老老实实式”等四种类型，详细列出了涉嫌抄袭的段落和出处。

迄今为止，涉嫌或被证实学术造假的学者，固然不乏大学副校长一级的学官，但就学术地位而言，汪晖当属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汪晖的影响力，大约与两个指标成正比，一是其确有学力，无论学术功底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都为同代学人之翘楚；二是其虽然身为学者，却又久居舆论的漩涡，无论是被舆论派定的“新左派旗手”身份，还是“长江读书奖风波”、“《读书》换帅风波”的当事人，均屡次成为舆论争议焦点，而且其争论的背后又都不无立场乃至派系之争的影子。

恰是这种背景，使汪晖涉嫌抄袭的公案，比以往的大多数类似争论都更为复杂和纠结。首先，这段公案几乎必然地染上派系之争的色彩，“挺汪”与“倒汪”两派壁垒分明，且辩护或批评的方式，大多隐然可见基于不同情感的预设立场，甚至有局外的舆论质疑王彬彬的“发难”本身，就是一波“自由派”对“新左派”进行学术围剿的前锋；其次，对于汪晖这样一位在学术上确有成就的学者，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对待其可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确实比对待一般学者或学官们更为两难，究竟是基于对学术成就的整体评价而弱化其不端行为，还是如此前舆论不断呼吁的那样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而“一票否决”，即使在“倒汪派”那里恐怕也要费一番踌躇。在承认汪晖著作存在“不严谨”之处的前提下，否定其抄袭，和在不否定汪晖学术成就的前提下，坐实并严批其抄袭行为，似乎是“挺汪”与“倒汪”两边的基本态度。

与各方争执不休的热烈相反，汪晖本人的反应却十分低调。从“案发”到现在，汪晖本人的唯一回应，是一条颇可玩味的短信:“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前面两句，无非是暂时不予回应的理由，最后一句的“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则像是大有深意。“倒汪派”认为，所谓“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无非是要捂住盖子而不让丑闻扩散，以维护自己很可能就此倒掉的地位。“挺汪派”中则有人反驳称，“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恰恰是要交予学术界公议，而无论“挺汪”还是“倒汪”，其发言都是公议的一部分。

而以笔者基于圈外的判断，汪晖所希望的“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恐怕是上述两者的综合，即希望辨析、判断的过程能够通过学术界内部的公议来完成，而不是交予公共舆论的讨论、争议和炒作。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则汪晖的想法自有道理。将学术争议交予学术共同体公议，确实有利于让学术问题回归学术本身，以免在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广场上转移或迷失了问题的焦点。作为曾经身陷各种“事件”漩涡而自觉无法自清的汪晖，有这样的想法毫不足奇。

问题在于，实现上述希望的前提，是有一个有着相对一致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伦理、遵从相对统一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学术界“自己”来讨论和澄清学术问题。而当下的中国学界，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更谈不上共同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伦理。一个既不能为自己确立规则，又不能独立判别是非的“学术界”，早已失去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和公信，于是几乎所有的学术事件都被迫成为公共事件，而交由公共舆论讨论、争议。在这个过程中，对学术问题的扭曲和夸张，和对学者的非学术伤害，均在所难免，但其责任首先在于学界“自己”的不争气，以致失去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利。

其实不仅是学界。在当下的中国，公共舆论对各种职业共同体的“入侵”和“干涉”是全方位的——对司法案件的舆论热议乃至“媒体审判”，竟成了保障司法公正的最后屏障；医疗事故的鉴定，竟然不得不引进对医学完全陌生的“中立的第三方”；高校自主招生的尝试，竟然不得不设计得像是在一个玻璃盒子里进行……看似公开、透明的进步背后，其实是一个个职业共同体信誉的崩毁和公众无从信任的茫然。

而职业共同体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共常识不能代替专业知识而对各种专业事项做出判断，公共舆论被迫介入各种专业事务的结果，必然是在获得看似公正的结果之后，导致更大的失信和混乱。正如在邓玉姣案之后，对司法独立的所有呼吁都变得有气无力一样。

汪晖所希望的“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已无可能，公共舆论的控辩已经完成，只待从美国回来的汪晖，给公众一个交待。至于汪晖理想中的那个“学术界”，还需要汪晖和同仁们以自己的努力来重新凝聚，这些努力包括不抄袭、不作假，多些理想、少些市侩，多做学问、少论帮派等等。

项屺 （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