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足球的水平、声誉和环境等所有方面都已经跌落到不能再低的谷底时，幸运教练高洪波率领的国家队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在东京以3:0大胜32年来从未取胜过的老对手韩国队，掀起举国沸腾。在接下来的大年初一，中国队再以2:0击败中国香港队，一举夺得本届东亚四强赛冠军，给全国球迷送上了一份舒心畅快的新年大礼。

不过，不少人在兴高采烈的同时就立刻开始担心，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会被人巧妙地装饰成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的一块遮羞布，从而阻碍一段时间以来看似虎虎有声的足坛打黑运动的进一步推进。依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依然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启蒙，老百姓的眼睛已经十分雪亮，几乎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一场充满偶然性的胜利就能洗脱中国足球身上的重重沉疴；而且至少到目前，有关方面整治足坛污秽的决心似乎亦甚为坚定。因此，这种警惕需要有，但实在不足过虑。我本人倒是怀有另一种担心，即这场胜利会使国人产生另一种表面上截然相反但本质上同样不足取的观念，那就是:从足协这个源头抓起，建立制度、加强管理……中国足球的一切问题，都在于足协这个管理机构过去的腐败无能。

然而，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果真在于政府没有“管”好吗？也许我们应该先去看一下与足球截然相反的另一项蒸蒸日上的运动，那就是斯诺克(台球)。与足球比起来，斯诺克在中国真可谓既无群众基础，又不受社会重视。可是，中国在这个过去由英国人一统天下的项目上，不仅神奇般地冒出了一个天王巨星丁俊晖，而且在他身后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例如曾在2008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上令公认的当今斯诺克“世界第一人”奥沙利文狼狈不堪的年仅23岁的广东小将梁文博。除去斯诺克，10年前还无人关心的女子网球是又一例证。

足球恰恰是政府以不恰当的方式管了不该管的事而使自己陷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的典型例子，从球迷、球市、足球工作者，直到政府本身，所有参与者都是这个“管”的受害者。我绝没有主张不要一切“管理”的意思，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管理”，有了管理就要有“体制”。将所有不成功都归结为“管理体制”问题是我们这个“体制”不健全的社会中最容易赢得共鸣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起过去的“人治”，这已是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我们最好时刻都不要忘记“体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最好的管理是那种看不见的管理，它的唯一追求就是为民间创造力的勃发提供坚实保障，而不是时时体现它自己的存在。而且“合理完善的体制”究竟是靠政治权力“规划”出来的还是形成于民间力量的博弈，也是个大可探究的问题。难怪许多西方批评家常说，在把事情搞坏方面，政府非常有能力；而在把事情办好方面，政府的能力却非常有限。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人提倡的“大道无形”和“无为而治”的精髓。

作为一个关心中国体育事业的人士，我现在还担心另一种可能。足球是中国最先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体育项目，它的一次次的失败很容易让头脑简单的人得出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此路不通”的结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社会上已很少有人会怀疑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但在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牢不可破的真理，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一块块金牌又进一步为这一真理增添了沉甸甸的砝码。但我还是想说，举国体制或许能使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出成绩，但它与“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况且，“举国体制容易出成绩”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人为夸张成分，中国乒乓球独步世界半个世纪的真实原因恐怕不是举国体制，而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乒乓球社会基础吧？更加现实的问题是，举国体制要得以长久维持，背后需要有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在民间力量无处不在、管制势力早已没有能力实现对社会全覆盖的今天，举国体制将越来越难以维系。我不担心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迟早会走上改革之路，我担心的是，足球的惨痛失败将推迟它的步伐。如今，我更担心，偶然一次的胜利烘托出来的“只要真的下决心抓，一抓就灵”的强大思维惯性将进一步把它拉向回头路上。

中国足球徒劳的20年轮回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艰难的一面，教训深刻:千万不要等到把什么都“管”死以后才醒悟什么是“管”的真谛。从某种程度上看，过去足协官员的腐败可能的确是中国足球衰败的重要原因，但反向的因果关系——— 即一个清廉有能力的足协就能造就高水平的中国足球——— 是不能成立的。依我之见，事实可能正相反:只有取消政府背景的足协，中国足球才会真正看到希望；而只要足协没有了政府的权力背景，它也就自然失去了腐败的土壤。

足球虽然牵动人心，但它毕竟只是一项竞技娱乐，其他更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绝不会像足球那样慷慨地给予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 □陈季冰(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