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茅于轼此语最近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意见不外乎是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此举无法防止富人寻租，纯属富人（制度）生病，穷人吃药；二、从文明的角度出发，穷人不该受此侮辱。下面一一分析。

没有人会说防止寻租不重要，茅于轼之所以批评经济适用房提倡廉租房，其核心出发点正是寻租。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寻租现象。许多人说从制度上防止寻租最重要，但不管是从权力监督还是从社会信用系统缺乏的角度看，均非一日之功，甚至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几年之内难以解决。如果承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还会有什么办法？

很多批评者说，哪怕廉租房不设厕所，仍然无法避免被富人寻租。这话也没错，但没厕所的房子富人不会去住，换言之，哪怕所有的廉租房都落入寻租者之手，但至少穷人最终能够有个安身之地———不管是通过正规的途径向政府租住，还是忍受不公平向富人租住。而如果房子修得太好，那寻租者得手之后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穷人连边都沾不上，这一切在经济适用房的寻租现象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另外一种批评是说单独厕所是文明的象征，而不设单独厕所是对穷人的“制度性羞辱”，认为茅于轼只考虑到了“有钱人不喜欢”而没有考虑到“穷人是否喜欢”这个问题。评论者为弱势代言是美德，但即使如此，也应该更审慎一些：太过冒昧的代言是一种僭越。穷人是否会感到被侮辱，是否会喜欢，最可靠的做法是先去问问穷人是怎么想的。我曾经在广东东莞的工厂打过几年工，自问对打工者的生活环境还算熟悉。在广东某些工厂宿舍有过一些“夫妻房”，不要说单独厕所了，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床一桌而已，用薄板隔开，隔音都成问题。而这样的“夫妻房”外来工都很喜欢，那种喜悦是装不出来的。

秦晖曾经提出城市应该有贫民窟，在这次批评茅于轼的评论者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支持秦晖观点的，让我不解的是：难道没有单独厕所的廉租房会比贫民窟更差？考虑到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如果我们能够让数千万农民工家庭住上没有单独厕所的廉租房，这已经是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进城贫困人群的数量之多，社会保障的“广覆盖、低成本”策略就是当然之义。具体到廉租房，合理的策略应该是：成本低、条件差、数量庞大、身份审核宽松（只要愿意去租均可默认是穷人）。有没有单独厕所，也许只是肉食者才会为之耿耿的问题。也许有人说现在的廉租房不是为农民工准备的，但农民工应不应该也有使用廉租房的权利？就解决留守问题来说，廉租房是不是相当不错的方案？如果我们现在只考虑拥有城市户口的贫民的住房问题，而不考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如何在城市安身，廉租房这个话题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而如果把农民工也考虑进去，那廉租房就绝不能建得太好，因为建得越好，农民工享用的可能性就越低。

谢谢茅于轼再次掀起关于廉租房的讨论，虽然当下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建什么样的廉租房，而是政府建不建廉租房，但至少我们先想清楚总是必要的，以免重蹈经济适用房的覆辙。□舞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