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根据2月23日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凡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依法缴纳所得税；在上海被聘任为相应职业级别，无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者，均可申请上海市户籍。上海这次适当放宽户籍政策，将“指标管理”改为“条件管理”，意味着更多的上海居住者有机会转为常住户口，对上百万持居住证的上海非户籍人口来说，是个大好消息。同时这项改革对促进传统户籍改革、淡化城乡边界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甚至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效应，应被视为我国户籍改革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上海户籍改革政策出台的初衷主要在于优化上海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政策出台的目的是调整增量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布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集聚各类人才，推动地区发展，毕竟人力资源优势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这个出发点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破解户籍制度的坚冰。当然，这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理想，也就是落实宪法人人平等、自由迁徙的精神还是有差距的。但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在全国户籍制度改革尚未放开的情况下，基于现实需要来进行改革，可以最大程度地化解反对的压力。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最终仍然要落到宪法精神上，服务于我国的人权事业，这一点其实无需遮遮掩掩。改革者把最终的目标亮出来，将大大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如果从人的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则改革的重点就不是放宽入户条件，而是取消附着于户口上的福利差别，给予不同户籍的人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或许是更为根本的解决办法。

传统户籍制度的根本弊端不在于城市户口的稀有性，而在于依托户籍身份所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如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基础教育等，这些待遇差别构成了户籍不平等。如果户口背后附着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福利差异不能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巨大差异依然固化，那么，纯粹“入籍”限制的放宽，可以解决一部分受户籍歧视人群的现实问题，但这只可能是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来说，身份差别的打破不仅在于户口准入条件，更彻底的应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可以设想，如果社会保障改革到位，每个人都是以平等的个体来享有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的话，以地域为标准进行的户口划分也就失去意义了。

当然，户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要有计划地逐步推进的。一定时间内一个城市所能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其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也未必能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同时，由于大中城市的人均公共福利水平较高，外来人口必然更多地涌入这些城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这些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确实也有谨慎推行户籍准入的理由。因此，户籍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区行为，应该从全国层面来思考如何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化解一些地区改革差异所带来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冲突。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起着抑制内需的不良作用，因此，户籍改革迈的步子不妨更大些，道理很简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户籍制度，所以即便取消户籍，天也不会塌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可以藉社会需求和宪法精神在更高层面进行全国统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