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岳散人

现行户籍制度被诟病是早就开始的事。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流动性增强开始，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吁就一直不断。而户籍制度最开始的被突破，倒不是源自所谓蓝印户口、购房入户之类措施，也不是标志“城乡一体化”的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统一向“居民户口”转换。这个标志性事件，是至今还被法学界认为是一次经典的权利胜利的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事件的核心，不是废除了一个被称为“恶法”的《收容遣送制度》，而是从这里开始，由户籍和身份划出的那条界限发生了模糊，暂住证等至今还在使用的证件，已经从管理、申请的强制制度，开始向报备制度转化。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转化开启了国民身份的认同。所谓“国民待遇”这件事，正是从此处发轫的。

正如社会学家所言，对于权利的渴望如同被堵住的水，只要有了一个开口，从此就无法封堵。在与身份无关的个人权利不再成为障碍的时候，户籍壁垒真正的松动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开始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户籍准入制度，深圳与整个广东开风气之先，率先实行了更为灵活的管理。

大城市户籍壁垒的松动，以北京与上海两地最为引人关注。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两地在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结构，农村户籍因拥有土地而始终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造成城镇户口所带来的不仅是定居之类权利，还代表着整个城镇的管理系统、服务机构都是以城镇人口为服务对象。换言之，农村户籍在转化成为城市户籍的同时，就等于是加重了城镇的经济负担与支出。

一般来说，城市越大，居民拥有的各种保障越多。而保障越多的地方，其进入的门槛就越高，这也是京沪两地户籍壁垒的坚冰始终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事情在这次金融风暴当中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上海这个更经济化的城市，也不是偶然的。

上海这次户籍新政，从表面的原因上看是为了应对金融风暴，提升城市自身的经济水平与竞争力，这在其必须同时满足五项条件才可申请入户的规定中已表露无遗。有舆论认为，这个政策没有考虑城市中从事一般体力劳动但一样为这个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数量庞大的外来打工者的利益。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年户籍制度的坚冰被打破的过程。

首先，经济发展需要流动性人口，这迫使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实质上有所松动，孙志刚事件是旧有的管理手段最后的一次挣扎。其次，从既成事实出发，权利概念与国民待遇概念成为讨论的焦点，推动了某种从上到下都认可的共识的形成，并从理论架构上夯实了改变户籍制度的决心，原来尚有一些说服力的保留户籍制度的意见被彻底抛弃，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个一个、一级一级地拆除其壁垒了。

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的自发活动改变了政策走向的明显例子。虽然耗时很长，并且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原有户籍制度渐渐消解的过程，与逐渐完善的社保体系、管理体系是同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改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还不算很大。

而这次户籍改革首先从经济地位更加重要的上海开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视为一种事情发展的必然与缩影。还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改变，还是从精英阶层被接纳开始，这一切与户籍壁垒最初开始消解的情形何等的相似？

甚至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广大一些。从整个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至今我们所走过的路与做出的变化，都是依同样的程序走过来的。这不是一种偶然的过程，而是某种必然的规律。从个人来说，我也希望能够一个文件下发就使得城乡身份二元体制消失，但从发展的规律上看，这个希望并不现实。

个人权利的平等确实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被越来越多权利意识觉醒的人所加快，但永远不会达到人们所希望的那种速度。从户籍制度建立到最坚固的堡垒之一开始松动，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并未白搭，而是一步一步坚实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我们要做的是，继续用理性的态度去促进这个进步，使得其改变的速度不再是以几十年为单位，而是以数年、一年、几个月为单位来计算。

我个人对此是抱有很大期待的。因为最难的从来都是第一步，正如我上面说的，只要这个闸门一开，权利这件事是挡不住的洪水。(作者系知名网友)